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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柳色太凄迷


□ 陈平原

  这是一部旧书,三十年前出版的旧书。做学问的人都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十年前的著作,还能傲然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而且还是在异国,这很不容易。当然,三十年后重印,作者加了很多补注。这样处理很好,既保存了初版本的肌理与脉络,又体现了作者对此课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与思考。比如第四章“非议与沉默”的三则补注,分别摘引楼适夷的《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九八七)、李霁野的《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一九九二)和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一九九○),说明周作人原本希望在美国系统的燕京大学和德国系统的辅仁大学谋求职位,以实现其北平“苦住”的诺言(《北京苦住庵记》,67—68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一点,让我们对日军占领第一年周作人的态度,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然,类似的说法,《知堂回想录》一七七节“元旦的刺客”中已提及;可有了旁证材料,再辅以史家之笔,效果还是大不一样。
  在《致中文版读者》中,作者称,对于“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刊行中译本,“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说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周氏兄弟的,估计不会诘难;但在中国学界,如何谈论抗战中的落水文人,以及如何看待日本学者之关注沦陷区文学及学术,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作者明显对周作人抱有敬意与同情,“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这么一种论述策略,能否被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
  作者在撰于二○○四年的《新版后记》中,表达了重读旧作的感想:“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甚至反手利用我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加以批判的关系,而试图尽可能去接近周作人的经历体验,今天想来,结果是对这位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274页)所谓“日本人没有权利批判周作人”,很可能被中国读者读解成了“曲意回护”而编造的遁辞。比如第三章“滞留北京”中关于“七七事变”的叙述(27—32页),便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一句“事件本身的真相,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不太让人满意的。说到底,这是日本学者所撰、在日本出版的著述。
  我读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诗文,明显感觉到强烈的内心挣扎。《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引录《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解说得很好(84—87页)。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木山书中提到,在咏叹“流水斜阳”前一年,周作人还写了“怀吾乡放翁也”的打油诗:“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解说时,作者认定其“表达对被占领的前途之忧虑”(85页)。其实,诗后自注值得玩味,不像用典,也不纯然写实,是内心的挣扎,这才需要着一“怕”字。作者关注“禹迹”诗,联系到“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故将此诗定为“一说便俗”的自我辩解。我同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86—87页),但这已经是落水后的自我安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落水前的犹豫不决、彷徨无地。
  周作人“无法回绝日本人的邀请而写的那一类‘应景’文章,他则以均不收入沦陷时期出版的文集这一方法划清界线”,木山先生由此认定,“作为文笔家的周作人,可算证明了他在作品层面的不肯屈服”(158页)。其实,不是艺术判断,而是道德自律——落水后的周作人,心事重重,为自家的历史定位留下不少伏笔。中国人格外讲究民族气节,这对于当事人,无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像钱谦益,降清后不断自我表白,借助那些必定传世的诗文,让后人理解其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注意到“家祭年年总是虚”前面的那首关于糖炒栗子的打油诗。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周作人撰《<老学庵笔记>》,提及“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这则凄婉的故事,自然是寄托遥深。至于后世无数读书人,只要稍有正义感及历史常识,很少不被李和儿之递送南宋使臣炒栗子,以及“挥泪而去”的身影所震撼。至此,“炒栗子”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某种不便言说或无须明言的“故国之思”。
  体会陆游的心境不容易,追摹乃至实践,那就更难了。“七七事变”后,名教授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选择了“苦住”北平,不能不让人捏一大把汗。此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周氏公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其正式附逆,这中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敌我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他。而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就在此天人交战之际,他写下这么一首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诗后有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二十天后,周作人意犹未尽,重写一绝,便是上述“怀吾乡放翁也”的“怕出偏门过鲁墟”。身为“标志性人物”,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周作人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旦失足落水,更是很难重新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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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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