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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伤口


□ 杨立华


  一七九三年,五十五岁的章学诚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迁返祖籍——浙江会稽。他本人这时正客居武昌,为毕沅修纂《湖北通志》。这是一段满怀憧憬的日子。在回顾此前的那些转徙流离的岁月时,他的情绪中总有些许自怜的伤感,但此时这伤感背后的基调一定是和暖的,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行将告别那段“鸡犬图书行李间,更堪旅榇波尘逐”的生活。自三十岁时父亲亡故,章学诚由湖北扶柩北上起,棺榇在他“屡迁”的途程中的象征意味,随着他年岁的增长而日渐凝重。在这一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章学诚谈到了自己对武昌之行的期待:“足以归先柩,所余以置十亩三椽之业,八口恃以无饥。”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随着毕沅的离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对章学诚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转折。而它的影响绝不只是经济上的。
  与生活上的顾虑相比,章学诚更为焦虑的是他的著述的传世。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当中,大概再找不出哪个人像他那样关注个人著述的保存了。这当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从最早的《和州志》到后来的《史籍考》、《湖北通志》,章学诚一直陷身在某种诡异的命运中:他的纂述大多没有机会刊印出来,而仅有的一两部付梓的方志,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这些纂述的关键部分写成节略的形式,使其梗概得以保存,如将《和州志》节略成《和州志隅》,将《湖北通志》编为《检存》。毕沅的离任,实际上意味着《史籍考》和《湖北通志》的刊印成了悬疑。这一打击,对于章学诚尤为沉重。
  个人的书写如何对抗时间的冲刷这一话题,隐见于章学诚思考的各个侧面。比如,《和州志》和《校雠通义》对目录学的关注,就与良好的目录系统对于书籍保存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在章学诚看来,文献的保存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日常职能,而行使这一职能的则应是地方的史家和教师:“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这样的做法,除了有利于文献的保存,还可以使“淫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共图书馆发达的时代里,我们已经很难真切地体味章学诚当时的焦虑。对于这个“命名太拥挤”的世界,对于这个书写和记录都越来越轻易的时代,反而是如何忘却(以及忘却什么)更让我们焦虑。在当下的境况里,学术和思考也许更应该成为一把焚毁的火——甚至是“秦火”。这其实也正是章学诚的意思。在章学诚官师政教合一的世界里,没有言论自由的位置。我们当然可以用时下流行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和指责,但在“自我”还没有得到透彻地思考之前,各种以“自由”为名义的喧嚣究竟又有多大价值,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时人的漠视给章学诚的著述带来的损失,证明他的焦虑并非全无来由。章学诚在世时,只以《文史通义》为题刊印了自己极少部分的文章和书信,而且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总体说来,他的著述“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与那些审慎深刻的历史哲学著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写于晚年的一篇不相干的文字——《妇学》反而得到了极高的认同,被单独收入各种文选和丛书。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在他亡故三十年后才由次子章华绂刊刻出来,而且基本没什么影响。他撰写的各种地方志以及整部《史籍考》全都散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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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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