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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伤口


□ 杨立华


  一七九三年,五十五岁的章学诚终于有能力让家人迁返祖籍——浙江会稽。他本人这时正客居武昌,为毕沅修纂《湖北通志》。这是一段满怀憧憬的日子。在回顾此前的那些转徙流离的岁月时,他的情绪中总有些许自怜的伤感,但此时这伤感背后的基调一定是和暖的,因为他有理由相信自己行将告别那段“鸡犬图书行李间,更堪旅榇波尘逐”的生活。自三十岁时父亲亡故,章学诚由湖北扶柩北上起,棺榇在他“屡迁”的途程中的象征意味,随着他年岁的增长而日渐凝重。在这一年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章学诚谈到了自己对武昌之行的期待:“足以归先柩,所余以置十亩三椽之业,八口恃以无饥。”然而,仅仅一年之后,随着毕沅的离任,所有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对章学诚而言,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转折。而它的影响绝不只是经济上的。
  与生活上的顾虑相比,章学诚更为焦虑的是他的著述的传世。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当中,大概再找不出哪个人像他那样关注个人著述的保存了。这当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从最早的《和州志》到后来的《史籍考》、《湖北通志》,章学诚一直陷身在某种诡异的命运中:他的纂述大多没有机会刊印出来,而仅有的一两部付梓的方志,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将这些纂述的关键部分写成节略的形式,使其梗概得以保存,如将《和州志》节略成《和州志隅》,将《湖北通志》编为《检存》。毕沅的离任,实际上意味着《史籍考》和《湖北通志》的刊印成了悬疑。这一打击,对于章学诚尤为沉重。
  个人的书写如何对抗时间的冲刷这一话题,隐见于章学诚思考的各个侧面。比如,《和州志》和《校雠通义》对目录学的关注,就与良好的目录系统对于书籍保存的重要性密不可分。在章学诚看来,文献的保存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日常职能,而行使这一职能的则应是地方的史家和教师:“书掌于官,私门无许自匿著述,最为合古。”这样的做法,除了有利于文献的保存,还可以使“淫邪荡之词,无由伏匿,以干禁例”。在今天这样一个公共图书馆发达的时代里,我们已经很难真切地体味章学诚当时的焦虑。对于这个“命名太拥挤”的世界,对于这个书写和记录都越来越轻易的时代,反而是如何忘却(以及忘却什么)更让我们焦虑。在当下的境况里,学术和思考也许更应该成为一把焚毁的火——甚至是“秦火”。这其实也正是章学诚的意思。在章学诚官师政教合一的世界里,没有言论自由的位置。我们当然可以用时下流行的价值标准来评判和指责,但在“自我”还没有得到透彻地思考之前,各种以“自由”为名义的喧嚣究竟又有多大价值,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时人的漠视给章学诚的著述带来的损失,证明他的焦虑并非全无来由。章学诚在世时,只以《文史通义》为题刊印了自己极少部分的文章和书信,而且仅在很小的范围内流传。总体说来,他的著述“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与那些审慎深刻的历史哲学著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写于晚年的一篇不相干的文字——《妇学》反而得到了极高的认同,被单独收入各种文选和丛书。他的《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在他亡故三十年后才由次子章华绂刊刻出来,而且基本没什么影响。他撰写的各种地方志以及整部《史籍考》全都散佚了。
  “一时通人”对章学诚的忽视,在他的心理上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意料之中的,他甚至有点期待这样的结果,他很早以来就认为自己的思想注定会因走得太远而遭到时人的误解和拒绝,在内心深处,他对想像中的读者(或对话者)的理解力持根本上怀疑的态度;而另一方面,他又远非自己所说的那样超达(“吾于心未尝有憾”)。从章学诚一生的学术轨迹看,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是相当幸运的。他早年受知于朱筠,中岁蒙荫于毕沅。而朱、毕二人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中最具笼罩性的。换言之,章学诚几乎一直处身于那个时代最核心的学者圈中。他与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如戴震、钱大昕、阮元、邵晋涵、洪亮吉、孙星衍、汪中、段玉裁)都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然而,其中除邵晋涵还算知交外,余下的大都交臂失之了。在个性上,章学诚大概是一个很难打交道的人。他固执而好辩。从早年与戴震辩论地方志的价值,到晚年痛诋袁枚、贬抑汪中,章学诚总是乐于将自己放置在某种近乎敌对的关系中,尤其在与那些声名显赫的学者交往的时候。这几乎可以视为他理解和安置自身的方式。期求理解的焦虑,在章学诚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它被问题化为“知难”的概念,从而成为章学诚思想展开的能动要素之一。在“知难”这一思考向度里,章学诚触及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解释学中遇到的问题: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自己理解了某一文本?这一理解是如何发生的?在章学诚的精神世界里,现实中的人有着不可逾越的差别:“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相互间的不可理解正是此种不可逾越的差别的具体体现。对于圣人之言,只有“道同而德合”的圣人才能真正地领会和把握。在章学诚那里,理解是一种极其具体和个性化的事情,“文章乃立言之事,言当各状其时,即同一言也,而先后有异,则是非得失霄壤相悬”,因此,没有一种所有人都能达到的领会,也没有一种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理解的途径。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列奥·施特劳斯对伽达默尔的回复:“我所拥有的(解释学)经验让我怀疑一种超越于‘形式的’或外在经验的普遍解释学理论是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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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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