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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问题之解


□ 梁小民

  斯密的一生留下了两部完整的名著:《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但在《国富论》中,他从物质利益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经济观。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被经济学家称为“亚当·斯密问题”,或“斯密之谜”。研究这个问题对完整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重要的启迪
  在今天的人看来,斯密是经济学家,但在当时他的身份是道德哲学教授。作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对《道德情操论》的重视与评价远远高于《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出版于一七五九年四月,是斯密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他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斯密在一七六一年,一七六七年,一七七四年,一七八一年,一七八九年对该书进行了修改,直至一七九○年逝世前几个月,这个最后的第六版才出版。可以说,在斯密一生的六十多年中有一半时间用于《道德情操论》的写作与修改。相比之下,《国富论》在一七六四年开始写作,一七七六年出版,一七八六年的第四版就是斯密生前审定的最后一个版本。但是,无论在斯密生前还是死后,受人们重视的是《国富论》。《国富论》论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原则,适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斯密在人类思想史中的地位正是由《国富论》奠定的。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以解释和发展斯密的思想为己任,这就形成了古典经济学派。古典经济学派根据《国富论》来解释和发展斯密的思想,他们并没有提出“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历史学派是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出现的,他们用国家与民族至上反对个人主义,用保护贸易反对自由贸易。正是在对斯密和古典经济学利己主义与经济自由的批判中,历史学派提出了《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对比悬殊,相互矛盾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斯密问题”。
  经济学家对“斯密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有些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存在“斯密问题”,起码不认为这一问题在斯密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其《经济思想史》中都没有提及“斯密问题”。他们都依据《国富论》来解释斯密的经济思想,基本排除了《道德情操论》在经济思想中的意义。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承认“斯密问题”的存在,但又认为,这个问题只是一种现象,实际上并不是问题。例如,中文版《道德情操论》的“译者序言”中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与《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就本质而言,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关键在于“都是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的”,而且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利他与利己可以是一致的。换言之,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之下,实现了利他的目的。
  在真正承认“斯密问题”的经济学家中,解释的差异也很大。前苏联著名经济学说史专家卢森贝在其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中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研究的是道德世界,在《国富论》中研究的是经济世界,他“没有能够把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但他没有说明为什么“经济中的个人主义”在“伦理学”中变成了相反的东西,即变成了利他主义。应该说,卢森贝正确地指出了斯密思想中的这种矛盾,但他所作的解释却有点“左”得可笑。卢森贝认为,斯密之所以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是因为斯密不能把经济看做是基础,把观念形态看成上层建筑,这样二元论就是自然的,而根源则在于“受资产阶级的自然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本书写于斯大林主义盛行的三十年代,就可以理解卢森贝这样解释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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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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