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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去处更好?


□ 丛晓眉

  在一个多雪的冬天的尽头,我意识到是必须对自己编辑过的《人间草木》说几句话的时候了,也算了结一桩心愿。
  《人间草木》起念在三年前,最初我只是期望它将是一本“学术随笔”,用优美的文字书写大众哲学或人生常识。但当我读到第一部分文稿时,我意识到这本书的意义与价值可能出乎我的期望甚至超乎我的期望。人们不难想象像马礼逊和柏格理这样的传教人生是如何感人,但却难以理解在他们个人遭遇背后隐藏的历史与命运玄机。现代西方将传教与殖民扩张捆绑在一起,一半天使一半野兽;上帝的意志怎能通过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实现呢?传教事业被传教方法陷害了。“基督教教会的世俗社会性,使传教活动必然而自觉地参与到世俗社会的权利结构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的性质。基督教是苦难的宗教,如今却乐得享受的特权;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如今却成为强者的恩施;基督教是慈爱的宗教,如今却转向憎恶的立场。”(《人间草木》,30页)
  《人间草木》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却以非学术的方式把学术的问题说清楚了。我从来就怀疑学术是唯一的思想形式,现在有了证据。历史上许多思想都不是用当今规范的学术论文或专著表述的,但毫不妨碍其深刻与系统。书中的有些论述是值得铭记的:“只有正义与爱达到绝对统一时,传教才能将慈爱与感激统一起来。基督教与启蒙哲学都没有解决爱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教义主张无条件地爱他人,在爱他人与正义之间没有做任何区别,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正义。既然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爱这一切。基督徒的谦卑意味着既然一切苦难与不公都是天意,那么人的抗拒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消除苦难与不公同样是天意,那么个人的努力也是没有助益的。启蒙哲学追求绝对的正义,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爱。既然世界的原则是理性与正义的,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尊奉理性与正义,任何人的抗拒都是没有意义的;既然理性与公正是绝对的、主宰一切,个人在理性公正原则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接受的。”(《人间草木》,38页)
  我曾认真追踪《人间草木》的写作,作者选择的四组八个人物,都是我心仪已久的,不管是出于个人趣味还是工作需要,我都会全力以赴。苏曼殊,尤其是李叔同,在国内已有不少传记。这些传记只关注传主的“行动”,不关注也无法关注他们的心灵。什么叫“刻画心灵的形式”呢?《人间草木太匆匆》一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这两位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现实性”的人,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境界与宗教境界。所谓“审美境界”是一种“自我诗化”的人生:“曼殊的意义是他生活的自我诗化。这种自我诗化,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把自己的一生过得惊天动地就有了诗意,而是说,让在现实生活中‘失重’的自我,随意漂浮在一种梦幻般的、忧伤的审美境界中,尽情体验感性生命的丰富,包括希望与绝望、欢喜与痛苦、孤独与梦想,最后变成瞬息即逝的感性生命的牺牲品。自我诗化包括三重体验:一是自我在现实伦理秩序中的‘失重’,自我与自我所处的尘世失去现实关联,毫无着落,轻飘飘地悬浮在生活之外或生活之上,不在此岸世界,也未到彼岸世界;二是自我在感性审美的想象世界中‘放纵’,摆脱现实的羁绊,自由出入于幻想与真实之间、希望与回忆之间,捕捉感性生命瞬间的丰富性,未获得实在,也未陷入虚无;三是自我在虚无与永恒中‘落空’,虚幻的生命的自由转瞬间成为泡影,痛苦无法摆脱因为最终没有放弃对生命的眷恋……”(《人间草木》,70页)。
  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后,我终于遇到一本自己中意的书。编辑这本书,我不仅跟随作者的文字反思过人生的各个“严重的时刻”,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而且,还体验到编辑职业中某种诱人的神圣感,与书中的“人”一同生活。我喜欢作者写李叔同的那种温润清俊的感动。曼殊和尚在审美境界,弘一法师在宗教境界,为我们活出了“人”的样子。面对生存的非现实性的痛苦,人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入审美境界,一种是进入宗教境界。进入审美生活的人,一生不得安宁,一死难以解脱;弘一法师则从彻底的绝望中了悟生死,毅然决然地进入宗教境界,也同样经历了三种境界:“决绝”、“持戒”、“圆觉”。弘一法师重生沙门,在戒修苦行中找到了思想的宁静,身心的幸福。宗教人生,圣洁而悲壮。不堪生命之轻的人难当死亡之重;担当生命之重的人,将受享死亡之轻。死亡最终到来的时候,竟轻如一声叹息。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弘一法师活出大境界。世外高僧,世间光荣(《人间草木》,96—97页)。
  把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放在一起写,是周宁的“奇想”。世间一眼能看得出来的关系是不值得思想的,只有那些隐潜的联系,才耐人捉摸。把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牵连在一起的问题是:祛魅后的现代世界里,知识分子的生存使命是什么?野心勃勃、充满激情、想象力与同情心的托尔斯泰伯爵,有意无意间试图成为最后的圣徒,在那坐在客厅一角缝靴子的老伯爵的身影里,人们究竟看到的是神圣还是可笑?马克斯·韦伯在托尔斯泰身上,同时看到令人敬仰的神圣与令人同情的可笑。马克斯·韦伯关于托尔斯泰的思考包含着他关于人生的“最深层的体验”。很可惜这种“深层体验”本身就不是他的专业形式可以表达的。托尔斯泰的问题是生死的意义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严肃的人生来说,无法回避。但人无法回避的问题,人未必就可以回答。总有什么是知识不可以言说的,我们应该保持沉默;而对可以言说的,我们必须保证思想清明。在生死大义面前,托尔斯泰提出人应该知道什么,韦伯提出人能够知道什么,二人的根本差别就在这里。其实我以为的问题也是周宁本人的问题。最初读这一章的时候,我头脑里不断出现这样的疑问:作者是谁?写这本书的周宁,内心究竟是更近托尔斯泰,还是马克斯·韦伯?或者,两个人同时或不同时间寄居在他的人格里?他能感受到这种矛盾或者忍受这种断裂吗?如果能,他将失去真诚;如果不能,他将失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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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10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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