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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理论推进


□ 李 菲

  摘要:新时期以来的三个十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域发生了三次转换:文学作品一文学文本一文化文本,也随之呈现出三种重要的研究范式转换。本文旨在对上述三种代表性范式进行分析与述评,进而指出,当下文学人类学研究与批评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拓展呈现出清晰的二维图式:沿着纵向时间维度重申历史意识;沿着横向空间维度构建多元对话性场域,从而预示了该研究领域更具开放性的跨学科阐释空间。
  关键词:文学人类学 研究范式
  
  讨论起点:后现代表述困境
  
  一、人类学与后现代表述困境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人文学科遭遇到一个普遍性困境:“不仅是知识的文本表述,而且产生这些表述的职业过程,都成了学科的争论焦点,并都受到质疑。”就人类学而言,此表述困境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引发的实验民族志反思,始终高度聚焦于“民族志”这一核心问题——因为它既是学科研究方法也是学科表述载体。人类学学科的“表述困境”因而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如何表述?为何表述?
  1986年,两部当代人类学史上的标志性著作——《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先后出版,被广泛誉为将以“写文化”为核心的人类学反思推向高潮,并宣告了“一个人文学科实验时代”的到来。其实,此两部著作在学术史上地位的凸显正在于二者援手回应了学科表述的双重性困境:
  如何写文化?《写文化》主要致力于在民族志文本层面对人类学的知识生产过程进行反思,进而探讨学科话语建构的新的可能性。
  为何写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主要致力于在民族志功能层面将民族志作为学科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功能提升至作为“文化批评”利器的新高度。
  
  二、文学人类学的反思
  迄今为止,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实践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翼:以文学的方法进行人类学民族志写作实践和以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二者分属不同视角和立场。本文致力于后者,即对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的讨论,并采用一种较为宽松的方式来界定所谓“文学人类学研究”,即:
  文学研究者和人类学研究者运用人类学的范畴和方法,对特定人群的文化书写(包括文学作品、文学文本、文化文本)的符号、行为和意义进行的读解与阐释。
  文学人类学的批评实践重在以人类学方法研究各种文化书写形态和样本,其焦点更偏重于“解(解释)”文化,而不是“写(描写)”文化。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反思围绕如何“写文化”而展开的形形色色的实验运动及其应对“表述困境”的各种策略,并不能为文学人类学研究带来直接而便捷的范式移植,主要还是对后者提供了两项在经验和理论层面都至关重要的提醒和警示:
  其一,对人类学研究共时框架的有效性阈限的反思。
  其二,对人类学学科话语建构属性和“科学”权威性的反思。
  以此反思为起点,当下的文学人类学批评实践呈现出积极而多元化的探索态势。在此意义上,后现代“表述困境”得以成为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
  
  文学人类学研究的范式创新
  
  新时期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以方克强为代表的少数学者召唤下的文学人类学复苏;第二个十年是以萧兵和叶舒宪为代表的原型批评繁盛期;第三个十年是学科建设和多元发展时期,涌现了民族志诗学、符号类型模式理论、人类学诗学等流派,也在批评和理论实践中涌现出一批代表性学者,如彭兆荣、徐新建等,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实绩。若以不同指标进行划分、总结和评述,大致可以勾勒出这个年轻学科发展轨迹的不同侧面。本文选择以研究范式的探讨为核心,来审视文学人类学学科所取得的学理推进。
  在文学人类学研究突破“神话一原型批评”而步入多元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新的研究领域的扩张预示了范式更新的可能。叶舒宪指出,在“文本”这一关键词的导向作用下,人类学,包括文学人类学研究已经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到人类学诠释的三级跳过程,并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学科对象和研究视域的三次重要转换:
  文学作品(专指书面作品)——文学文本(包括口传的)——文化文本(包括文字的和文字以外的,如“图像叙事”“博物馆象征”和“仪式展演”等)
  若按上述三大对象域来进行梳理与归纳,则可将三个十年中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与此对应,也出现了三种具有代表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范式。
  
  一、对“文学作品”的研究及其范式推进
  研究重心:以对中国古代典籍的文化阐释成果最为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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