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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


□ 张英伦

  法国作家亚历山大·大仲马(1803—1870)的长篇小说《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向受到我国读者的喜爱。最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再版,又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
  但是,由于一种不可靠的传说,使一些读者对是否能够肯定这部书产生了疑惑;有人甚至简单地推论说:如果敌人说它好,那么它想必坏。
  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部好书,人民群众理所当然地赞扬它,同时反动阶级也别有用心地为它捧场,这种情况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基度山伯爵》的遭遇不过是其中一例。但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学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判者。一百多年来,小说《基度山伯爵》一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称赞它是一部“令人精神焕发的书”①;而革命导师马克思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就是《基度山伯爵》的作者大仲马②。这一切表明,人民早已给这部小说作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肯定评价。
  人民评判一部书的好坏,总是首先检验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作用。《基度山伯爵》的中心内容,是水手邓蒂斯被告密而遭迫害,越狱后化名基度山伯爵报恩复仇的故事。按主人公邓蒂斯——基度山伯爵的经历,全书可分为蒙冤和报恩复仇两大部分,跨越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大时期。我们就结合这两段时代背景,分别考察一下小说两大部分的社会意义。
  一八一四年,欧洲封建君主的反法联盟搞垮了拿破仑帝国,把在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革命中被赶下台的波旁王室重新扶上王位。拿破仑帝国政府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府。波旁王室复辟是历史的一个严重倒退。人民痛恨复辟政权,于是把流放在爱尔巴岛的拿破仑当作反复辟的象征,盼他归来。封建复辟与人民反复辟,构成波旁复辟王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大仲马笔墨所至,对王室复辟初期的这一主要社会矛盾作了不少点染和勾勒。在第一章(《船到马赛》)中,我们可以看到,水手邓蒂斯和船长摩莱尔对拿破仑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而在第六章(《代理检察官》)和第九章(《订婚之夜》)中,我们又可以听到贵族社会对反复辟人民的憎恨和惊恐的言谈。马赛代理检察官维尔福说:“爱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是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党徒因此就有了希望。马赛到处是领了半饷休养的官儿(指前帝国官员——笔者),他们每天都为极轻微的小事借口和保王党吵架,所以上层社会之间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则时时闹暗杀。”其实尖锐的政治对立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渗入了维尔福自己的家庭:维尔福死心踏地攀附复辟政权,他父亲诺梯埃却在主持推翻复辟政权的密谋。
  然而,复辟初期的阶级斗争,在小说中主要还是通过水手邓蒂斯的蒙冤来表现的。
  就在波旁王室复辟近一年后,拿破仑从爱尔巴岛回国“百日”复位前夕,邓蒂斯因为在返航途中曾去爱尔巴岛,替那不勒斯国王穆拉特(拿破仑的妹夫)送一个包裹给拿破仑;并且受拿破仑之托,还将送一封密信给正在策划起事的巴黎拿破仑党人,不幸被人告密并被打入死牢。货船押运员邓格拉司和渔民弗南告发邓蒂斯,代理检察官维尔福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个人动机——邓格拉司妒嫉邓蒂斯即将升任船长,弗南怨恨他“抢去”自己心爱的人,维尔福怕他传送密信的事泄露,牵连其父,殃及自身。不过,驱使他们这样干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政治上都站在反动的复辟政权一边——邓格拉司和弗南,正如他们在告密信中自我供认的,“系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而维尔福本来就是复辟政权镇压人民的鹰犬。另一方面,受害者邓蒂斯固然不了解包裹和密信的内容,但他在感情上倾向于拿破仑,行动上参与了拿破仑的“百日”事变。邓蒂斯的蒙冤,象一个腾跃的浪花,以小见大地反映了激荡复辟王朝社会的政治波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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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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