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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百龄,乘风而去


□ 叶 隽


  每日兴致勃勃地开机,总有些新鲜快乐的事情或信息。没想到昨日上网,伊妹儿竟传来一条令人伤感的消息:张威廉先生已逝世。上个月还在南京拜望先生,并请教印证有关中国早期德语文学教学研究史的诸问题;彼时先生虽已不复身影矫健,但仍然思路清晰、身体健康,想不到一月时间,先生竟驾鹤去矣!不由有些懊悔,自己性惰,尤其不愿意带上相机拍照留念,以为假托名人、实为无益。却未想到,这竟是与先生的“诀别之见”,早知如此,无论如何也应留下一张合影的。只是在私心深处,总以为先生已逾百龄,作为二十世纪的同龄人,前年刚与南京大学共同度过百年华诞,总会再伴母校一程,谁曾想,冥冥之中似有天意,先生竟先凌虚踏空而去了。
  追念先生的点滴往事,真让人不由不略觉伤感。然而,逝者如风,往事如烟。“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靖节此言可谓“知人论世”,人生在世,总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过那是极端的比喻了。对于一个常人来说,用来衡量的标准或许是此生的意义与价值。尤其,应当考察他在本工作领域的成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先生西行之际,对其学术轨迹略加盘点,并非毫无意义之事。
  南方德语学界颇有“北冯南张”的说法,乃谓其时德语文学界仅有的获联邦德国总统大十字勋章的前辈学者,北冯乃冯至先生,南张自然就是张威廉先生。虽然冯先生年纪要比张先生小上几岁,但就声名来说,冯氏以“诗人兼学者”的身份,且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所长的学术地位,知名度要高于张氏。也还不仅于此,真若论及在德语文学研究方面的意义,冯氏的著作和贡献,也都要多些。不必为贤者讳,张先生的学术史意义不必评价过高,这一点仅从他留下来的作品数量就可看出。所以有论者对称张先生为“中国日耳曼学的一代宗师”颇不以为然(江燮松:《中国日耳曼学的一代宗师——张威廉先生》,载孔德明、华宗德主编《日耳曼学研究——贺张威廉先生百岁华诞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我同意这个观点,张氏自有其独特的不可抹杀之意义,不必“张冠李戴”。所以我撰《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不为张氏列专章,而宁可在德语文学界的陈铨、冯至之外,另选刘大杰作为“德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基本判断也在于此,张氏的学术研究,开风气有功,谈学术创获则有限。
  在我看来,人的一生成就,大约是由勤奋、才智、品格、机遇等诸端构成,不能苛求于一律。先生的学术史意义虽然不彰,但绝不是说毫无贡献。即便就是以学术研究论,他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即撰作《德国文学史大纲》,在中国当时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朝,以初生牛犊之勇,虽未免有率尔操觚之讥,但其贡献仍当予以充分肯定(俞仪方:《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德国文学史》,载《德国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其内容即评述张威廉(张传普)的《德国文学史大纲》)。张先生那代人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个体风格与时代背景,都决定了他们难以在学术上有大的创获(这点比较留德、留美归国的冯至、陈铨等人,更易看得清楚),所以其历史功绩更应锁定在教育史与翻译史两方面。
  南京大学德语系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张先生是亲历者。其功劳虽未必如范存忠先生、商承祖先生等之大,但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第一线,其持之以恒、集腋成裘之功,不可没也。早在一九四三年,张先生就来到南京大学,彼时尚无德语专业,德语只作为公共课。一九四七年建设德语专业,其最初思路虽由范存忠先生提起,亦由商承祖先生主其事,但张先生作为坚持时间最长的教员,其筚路蓝缕与负重前行之功大焉!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的南大德语专业,尽集复旦、同济之德语英才,德语专业分设德语教研室、德语文学教研室。外文系主任为商承祖,而张威廉与陈铨分任室主任。对其时的人才之盛,张威廉有如此回忆:“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时,调来了同济和复旦的德语师资和图书;师资有陈铨、廖尚果、凌翼之、贺良诸教授,焦华甫讲师,德国女教师陈一荻和作家布卢姆,真可说是人才济济,盛极一时。但为时不过十年,便就风流云散了;图书数千册,主要是从同济调来的,其中有些今天难得的古本,如一八二三年出版的《席勒全集》。”(《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载张威廉《德语教学随笔》,南京大学出版社二○○○年版)这一段学术史值得细加梳理,此处按过不表。但南大德语专业之维持与发展,张先生与有力焉!直到今天,南大德语系作为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机构,在国内学界仍具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在德语文学学术史上,张先生的学术创获受制于时代、思路与个体经历,贡献有限。那么,如上所述,他在德语文学教育史上则居功非小,其长久坚持之力,更对南大德语专业的建成、发展,意义重大,虽无“叱咤风云”的气势,但却有“积流成渠”的效应。而张氏真的能立定青史的功绩,是他的翻译。在中国的德语文学翻译史上,张氏的意义特别值得关注。卫茂平教授撰《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对史料的发掘颇见功夫,但对译家的风格与特色则未仔细观照(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其实,在我看来,对德语文学汉译史进行清理,除了史料梳理、文化语境、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的考量之外,其中不可绕过的就是“译家风采”。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对于英语与法语文学的汉译可谓“大增异彩”,相比之下,现代中国语境之中的德语文学汉译缺乏这样的大家。冯至先生虽在年轻时即被鲁迅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但更多是以诗人名而非以纯粹的德语文学学者或译家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先生的翻译确实独自成家,与他为数有限的论述相比,说其译著等身,倒是恰如其分,仅《张威廉先生简历》就列出了至少二十部以上的译著,其中尤以布莱德尔翻译为主要成绩,足见其用功之勤(参见吴晓樵《张威廉与中国德语文学的译介》,http://www2.zzu.edu.cn/ces/bjwx3.htm,二○○四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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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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