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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文化研究的偏执


□ 朱立立

文章编号:0257-5876(2005)09-0136-08
周蕾的《写在家国以外》通过一系列个案分析了香港的文化现象,并且藉此反思隐藏于上述文化现象背后的种种观念。讨论香港的文化认同时,作者提出了一个边缘的、另类的“第三空间”。这篇书评对于《写在家国以外》的这一部分阐述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这将涉及后殖民理论视野之中民族国家以及文化认同的诸多问题。如果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分量,人们就会意识到这篇书评与《写在家国以外》的分歧事关重大。



生长于香港、现任教于美国大学的周蕾,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电影、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等方面的研究,她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写在家国以外》等论著对两岸三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其论述观点和分析视角常被人们征引参照。周蕾还被视为“在西方学院最为人熟悉的‘香港’批评家”以及“香港文化在北美学院的代言人”。这里将要讨论的就是周蕾论述香港文化的一本代表性著作:《写在家国以外》(以下简称《家国》)。该书试图从后殖民视角解析当代香港文化,从香港电影、流行音乐和文学创作中抽取具体个案,召唤一种颠覆主导文化的崛起文化,以想象、自创一个边缘的另类的“第三空间”。本书锋芒毕露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锐气确实耀人眼目,文本解读也常常大胆而富有想象力,尤其书中关于香港夹缝想象的论述和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关系的阐释,在香港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但遗憾的是,周蕾的《家国》虽有先锋时尚的理论表象和尖锐强硬的批判姿态,提供的却多是偏激的观点和陈旧的思路,滑动枝蔓的叙述策略难以掩盖其先入为主的主观偏见。不仅如此,该书的问题还在于:其香港文化想象局限于线性现代化迷思,忽略了对香港文化内部复杂结构的把握,对中华性的分析批判缺乏学理性,主观情绪不时妨碍了理性思考。因此,本文旨在针对该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商榷。



《家国》收入五篇论文:《写在家国以外》、《爱情信物》、《另类聆听·迷你音乐——关于革命的另一种问题》、《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九十年代香港的后殖民自创》和《香港及香港作家梁秉钧》。这五篇文章涉及的知识领域和理论背景复杂多样,大致有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汉学等,取样的香港文化个案却并不多,主要是一部影片、一名歌手和一位作家。书中比较关键而具冲击性的观点大致如下:1、香港文化自创的主要症结在于“中国性”与“香港性”的矛盾对立,前者对后者构成了“殖民”压迫,必须解构“中国性”以及民族主义,才能建构自主的香港身份认同;2、香港文化身份的“自创”存在于中英夹缝之中的“第三空间”,而这一身份建构必须依靠香港文化工作者创造出对主导文化具有颠覆批判功能的文化产品。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此。
具体讨论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周蕾本人身份认同的有关信息,以及作者的叙述动机和目的,以利于对该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准确的辨析。
1,“懂中文”和周蕾的身份认同。从《代序》说起。冠名为“不懂中文”的序文读来饶有意味,可以看成周蕾本人身份认同变迁的自述。作者认为,父辈对祖国“不忘本”的认同,“到了我这一代,文化身份问题会变得如此复杂甚至残酷,再不是靠认同某一种文化价值可以稳定下去”(《代序》)。周蕾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描述犹疑滑动,她自称“活在‘祖国’与‘大英帝国’的政治矛盾之间,一直犹豫在‘回归’及‘西化’的尴尬身份之中”(《代序》)。对身份的民族根源产生了质疑和摇摆:“对于香港人来说,语言,特别是‘中文’,包含着意味深长的文化身份意义和价值意义。但是对于在香港生长的人,‘本’究竟是什么?是大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文化吗?是黄土高坡的中原文化吗?”(《代序》)可见,殖民地社会的文化身份改写已经使周蕾对民族之根不再有明确的认同。而今,侨居美国的周蕾更有理由拒绝当“如假包换的中国人”,而自认为是“文化杂种”(第38页)。美国实际上已成为她的真正的身份归属,但她同时并不愿放弃香港身份,而是以侨居者的姿态焦虑地关心着香港文化的自我建构。
执著于香港身份的周蕾对语言非常敏感,这并不奇怪。但有趣的是,她的敏感是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比如面对殖民地现实生存秩序造成中文劣势的命题,她就不太敏感,根本无意深究,更缺乏深入反省,只是一笔带过。对于同样的语言命题,海外华人学者叶维廉倒是显示出比周蕾敏感的批判态度:“英语所代表的强势,除了实际上给予使用者一种社会上生存的优势之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对本源文化和语言的自卑,而知识分子在这种强势的感染下无意中与殖民者的文化认同,亦即是在求存中把殖民思想内在化,用康士坦丁奴(Renato Constahtino)的话来说,便是‘文化原质的失真’。”与对香港中文的弱势状态无动于衷相比,周蕾对语言问题的敏感似乎更集中地体现在不愉快的个人经验中。本书不止一次提及她被大陆学者批评为“不懂中文”而深受刺激的经历,对“她是香港人”这句话她似乎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敏感和愤怒,推断被批评的主要原因就是自己来自香港的西化女性的身份,因而猛烈批评对方是“固执而恶性的中心主义”,是“文化暴力”(参见代序“不懂中文”,以及第37-38页相关内容),并顺带指责那种将香港文化归为“殖民地遗产”的“定型意识”是一种“歧视和藐视”。其实,她也承认自己论文的汉译英版本确实出现了一个错误,这自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来自大陆学者的指正显然损害了她的自尊心,同时又刺激了她对于中原意识的联想和反感。从她堪称愤怒的反应,可以感受到一个游走于中英文之间的双语精英内心脆弱的一面。对于至今仍存在于某些人身上的“中原意识”,批判和解构是必要的,但中原意识在当今社会并没有周蕾想象得那么强大。在西方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的边缘性和弱势一目了然,在这种世界格局中把所谓的中原意识想象得如此强大显然不够真实。由于周蕾在序言里流露出来的个人情绪也不时出现在其他章节,让人不得不意识到这种怨艾和愤懑的情绪对于本书写作的特殊意义。周蕾是否将私人事件普泛化了,升级为一种过敏而且戏剧化的霸权反抗?周蕾所宣称的“公道”的香港论述是否会因此而打些折扣?而周蕾面对与香港身份意识有关的两种语言现象/事件截然不同的反应,是否也提示人们,阅读周蕾不能不考量她本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和发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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