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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为官的两难


□ 叶 隽

  学者当官,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学者做高官,尤其不易,因为学者当以求真为天职,政客则以演戏作推手。求真与饰伪,本水火难容,可偏要一人而两任,岂不难哉?而学者做教育部长,则难上加难。因为前者入仕尚可“从俗”,洗心革面、按行规做起罢了;可后者就是一个注定“悲剧”的位置,若想坚守读书人的心性,则必然与官场严重冲突;若想将屁股坐到官的那边去,又如何能得到读书人的青睐?古往今来,虽然不乏成功的事例,但更多铩羽而归的前车之鉴。
  就以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教育部长,一是政客治教,如陈立夫等即为例证;一为学者从政,如蒋梦麟、王世杰(一八九一——一九八一)等人皆是。政客的好处,在于能大刀阔斧,将这内阁部长的位置发挥起政治的功能,但难免将政治斗争的流风带入教育场域,则本该是一片清静世界的教育界变成了烽烟四起的战斗场,亦一大悲哀。而学者从政,弊处在于难免书生意气,但好处却是大体能秉持学人之良知,使其在政治外在严酷环境中挣扎维持求生。最怕的就是非学者非政客,无所坚持,唯利是图。这里不妨就以王世杰的四载部长生涯为例,对其行事与心境略作探讨。
  一九三八年元旦,王世杰部长终于如愿退下,这一天在日记中他有如此之坦白话语:“余于今日得解教育部职务,私心实至慰。……余自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长教育部,及今四年有余。在此四五年中,党中元宿,有欲假学校以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有提倡复古以攻击现时教育者。此两种倾向之过正,耗予之精力至多。即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言,其因事而不满于予者,有四人;他岂论也!然自行教育事之开明者,对于教育部四五年来之工作,大率表同情。此余所可聊自慰也。”[《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5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年版。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当官当到这种地步,也真是很让人同情。既然如此,这官倒是不当也罢。可为什么王世杰还是会在一九三四年接任了这教育部长呢?说实话,部长必将是高官厚禄,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来说,拒绝当官是要有相当的定力才行。所以,一批批的学者走向官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书生意气,理想成分居多,清高生性又很难改变,往往并不适合步入政坛。从王世杰的官场生涯来看,既不能与官场人物“和光同尘”,又难以完全做到施展自己的“书生理想”,算来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如谓不信,我们不妨来看看王世杰在若干问题上的举措和感慨。
  一是经费问题。王世杰很能放下身架,他就曾到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那里,直接讨说法,“经与蒋院长切商已得同意,增加费款将多用于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之补助,及扩充腹地大学教育”(37页)。这一方面表现出其时的政府运作极不正常,这样正常的业务经费开支,居然也要“走后门”,直接找到行政院长才得批示同意,真是有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感觉。但同样在经费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很能让部长头痛的。譬如当时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是国民党元老,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提议政府补助朝阳学院十二万元,被王世杰当面驳回,很没面子。于是自然要“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一个多月后的教育预算编制会上施以颜色,“居觉生院长为朝阳学院请款事,尤怀愤恨”(47页)。一个区区的私立学院的拨款事件,竟然致使堂堂的司法院长对教育部长公开发难,可见其时利益分配之复杂。而其实这种情况可以避免,王世杰对居正的要求,确实有不给面子的过分因素在,这显出王世杰很书生气的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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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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