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 qkzz.net
全刊杂志网:首页 > 文学评论 > 文章正文
刊社推荐

学者为官的两难


□ 叶 隽

  学者当官,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学者做高官,尤其不易,因为学者当以求真为天职,政客则以演戏作推手。求真与饰伪,本水火难容,可偏要一人而两任,岂不难哉?而学者做教育部长,则难上加难。因为前者入仕尚可“从俗”,洗心革面、按行规做起罢了;可后者就是一个注定“悲剧”的位置,若想坚守读书人的心性,则必然与官场严重冲突;若想将屁股坐到官的那边去,又如何能得到读书人的青睐?古往今来,虽然不乏成功的事例,但更多铩羽而归的前车之鉴。
  就以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教育部长,一是政客治教,如陈立夫等即为例证;一为学者从政,如蒋梦麟、王世杰(一八九一——一九八一)等人皆是。政客的好处,在于能大刀阔斧,将这内阁部长的位置发挥起政治的功能,但难免将政治斗争的流风带入教育场域,则本该是一片清静世界的教育界变成了烽烟四起的战斗场,亦一大悲哀。而学者从政,弊处在于难免书生意气,但好处却是大体能秉持学人之良知,使其在政治外在严酷环境中挣扎维持求生。最怕的就是非学者非政客,无所坚持,唯利是图。这里不妨就以王世杰的四载部长生涯为例,对其行事与心境略作探讨。
  一九三八年元旦,王世杰部长终于如愿退下,这一天在日记中他有如此之坦白话语:“余于今日得解教育部职务,私心实至慰。……余自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长教育部,及今四年有余。在此四五年中,党中元宿,有欲假学校以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有提倡复古以攻击现时教育者。此两种倾向之过正,耗予之精力至多。即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言,其因事而不满于予者,有四人;他岂论也!然自行教育事之开明者,对于教育部四五年来之工作,大率表同情。此余所可聊自慰也。”[《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5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年版。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当官当到这种地步,也真是很让人同情。既然如此,这官倒是不当也罢。可为什么王世杰还是会在一九三四年接任了这教育部长呢?说实话,部长必将是高官厚禄,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来说,拒绝当官是要有相当的定力才行。所以,一批批的学者走向官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书生意气,理想成分居多,清高生性又很难改变,往往并不适合步入政坛。从王世杰的官场生涯来看,既不能与官场人物“和光同尘”,又难以完全做到施展自己的“书生理想”,算来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如谓不信,我们不妨来看看王世杰在若干问题上的举措和感慨。
  一是经费问题。王世杰很能放下身架,他就曾到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那里,直接讨说法,“经与蒋院长切商已得同意,增加费款将多用于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之补助,及扩充腹地大学教育”(37页)。这一方面表现出其时的政府运作极不正常,这样正常的业务经费开支,居然也要“走后门”,直接找到行政院长才得批示同意,真是有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感觉。但同样在经费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很能让部长头痛的。譬如当时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是国民党元老,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提议政府补助朝阳学院十二万元,被王世杰当面驳回,很没面子。于是自然要“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一个多月后的教育预算编制会上施以颜色,“居觉生院长为朝阳学院请款事,尤怀愤恨”(47页)。一个区区的私立学院的拨款事件,竟然致使堂堂的司法院长对教育部长公开发难,可见其时利益分配之复杂。而其实这种情况可以避免,王世杰对居正的要求,确实有不给面子的过分因素在,这显出王世杰很书生气的一面。
  二是人事问题。王世杰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对大学校长人选的殊少贡献:“近来教育部对大学校长人选问题,措置极感艰窘。一方面人与校须相宜,他一方面相宜之人选却未必能得政府信任通过。年来予对于大校校长人选,颇觉无所贡献。”(53页)譬如当时的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因为其夫人陈衡哲为人所辱,所以坚辞去职。王世杰挽留无效,只好另觅新人,好不容易找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但此君却希望“二美兼得”,不愿放弃南开之职,也难怪王世杰感叹:“依法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此事遂于部长以至大困难。”(同上)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身为高官的王世杰也难以两全,故此只能空发浩叹,这也让我们看到做部长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一个川大校长的替换,就可以让他“徒唤奈何”。不过,至少王世杰意识到作为教育部长应该对大学校长人选着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大学之兴,关键在于校长。
  三是政策问题。王世杰在教育部长任上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兴革,但有一个原则他把握得很不错,就是力求平衡。譬如对整个教育结构平衡的把握上,他还是能体现出一个高官的高瞻远瞩的。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按说基本处于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内,而王世杰又是在蒋介石调整了蔡元培、李石曾两大派系纷争之后上台的,按说可以有比较好的背景条件。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民国大学之发展虽然没有达到“繁荣兴盛”的地步,但基本上还是有不俗之成绩的,譬如北大之抱残守缺、清华之后来居上、中央大学之蒸蒸日上,……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在短期之内能将大学发展至此,除了校长、教授的努力之外,军阀争权而无暇顾及教育,所以反倒使得学界能有可能从容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世杰的“无为而为”,未尝不是一条“上策”。如果过于考虑自家的“政绩因子”,运动起政治权力的“大棒”,再加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有钱辅以“金元”,那么不必“一九八四”,学界之自由治学之空气必然危矣。这是时代结构使然,有其规律性。所以,那个时代钱不多,但学人的精神气很足,原创性的东西也就能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还真要感谢像王世杰这样的“堂官”,如果按照官场规则,明规则要有“政绩”,潜规则要有“利益”,那也就只能制造各种各样的“花色点心”,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则民国大学之成就,恐怕就是两回事了。
分享:
 
摘自:读书 2010年第09期  
更多关于“学者为官的两难”的相关文章
    分享:
     
    精彩图文
    关键字
    支持中国杂志产业发展,请购买、订阅纸质杂志,欢迎杂志社提供过刊、样刊及电子版。
    关于我们 | 网站声明 | 刊社管理 | 网站地图 | 联系方式 | 中图分类法 | RSS 2.0订阅 | EMS快递查询
    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