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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真正地分给农民


□ 老 牛


我读《山西文学》主编信箱有些感想,就从征集刊名谈起。
自《山西文学》面世以来,我紧跟着读它的时间差不多是二十年之久。在我的家里《山西文学》年复一年地放存许多,除赠给或借给旁人看的外,我又舍不得把它当废书卖掉。今天我读到2003年的《山西文学》的11期70页“征集刊名启事”有感,我说改名为“中山文学”或“山中文学”可好。为啥?在主编信箱里韩石山老师在答杨肃先生的信中有过这么一席话:三农问题成了一个制约中国发展的大难题……是我们的社会理念将它复杂化了……将土地真正地分给农民就是了……不把土地永久地分给农民,农村永远动荡不安。这席话说到今天的实处。我们先回首一下往事——新中国成立时毛主席之所以得到全中国人民真正的敬爱,是他把农村的土地真正地分给了农民,从这点意义上说是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可不几年之后毛主席又把地收回来搞集体化人民公社,这就把土地复杂化了,为了保卫这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他老人家不得不利用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就引出了反右斗争、小四清、大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些运动除查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而外,大多数是坑了能说真话实话的那些人。这样一来假话穷话吃香,从下到上反映到毛主席耳边的就是一种不切实的事情了,穷光荣、穷志气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人们的心间延续了几十年。回首再来细想,今天的社会为啥在不长的时间内较为富裕起来、安定起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中国的大地上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农民得到的是暂日寸性的分得了土地(承包土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随之又变了样,土地属于农民自个儿耕种自个儿当家。政府就不必要再用那些坑人的运动来保卫什么贫下中农当家作主了。因此社会呈现出一派安定,穷富之间也建立起了一定的友情。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年复一年地吃不完,这是铁的事实。可是土地在农民的手里只属于承包不属于自己,这其间在而今农民的心中又成了一个大矛盾,他们的心里有时动荡不安:比如农民在自己的包产田里种植什么,在某些时候还要受到乡干部、村干部以及小小的社干部的抑制。这些干部们在某地去参观一下回来名曰致富经验,为此不加思考地急不可待地勒令或诱惑村民们按照他们的意图栽什么种什么。等栽的种的成熟时又错过了市场需求,不值钱了,有的成为废品当柴烧。有的农民责怪干部,可干部不负责任,反而说是为了给你们致富。更引人生气的是听闻哪里要建个厂需要地皮、要占地好多好田亩,他们就不惜群众的利益,往上拉关系、往下压群众,用三四千元一亩或六七千元一亩的价值把良田卖出去。村民们要反对,他们就说:土地是国家的,不是你们私下所有,卖多卖少你们没权利阻拦!而今生产队里没有出纳、保管的机构组织,卖了土地的钱又揣进了他们的腰包,多少拿一点儿给群众就算了事。群众又有啥法向他们算账呢?国家政府一届一届地要农民选干部,农民就对一届一届民选漠不关心心灰意冷,只是为了有两元钱的开会钱才到会场胡乱在选票上划个圈圈或不划圈圈,然后把选票丢进选票箱里领上两元钱回家了事。干群之间滋生了一种隔膜现象。他们向上说不起话,可耐得起事,有一些村民故意用不缴农业税或迟缴农业税的方法来抑制村干部或当地政府,看他们为催农业税费多跑脚板皮而心里乐之。
关于土地的重要性现时还没有明显地体现出来,因为有打工热吸引着农村青年劳力。在今天日常生活中的高开支或各种税费的高负担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出外挣钱,对于土地问题他们无暇顾及。村干部的卖多卖少,反正还没卖到自己家的门上来。村干部们卖土地是不痛心的,因为土地也不是属于他们的,不管价钱贵还是低,他们从中都有油水可捞……打工热是要过去的。当国家的建设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挣钱挣得更多的时候,非农业人口的肚子感到有点不舒适的时候,我们再来关心我们的土地时,那可为时晚矣!我们就会体会到端着金碗做叫化子是比不上农民奔小康时自食其力,年年有余粮那样的社会安定。
我想到了以上这些,因此我说如改刊名就改为“山中文学”或“中山文学”好,其意义是纪念孙中山先生,因为是他在中国最早地提出平均地权及“耕者有其田”。山西省的山恰好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山,在山的前或后加一个中,这既代表了中国,又没失落山西省的名份,再又纪念了海内外皆知的孙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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