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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野和宗教视野


□ 顾星欣

  西方人记录中国方式的演变,19世纪是以传教士为主体创作人员,在传教的业余时间创作的以猎奇心态为主导的、散漫的百科全书似的随感纪录,到了20世纪,变成了有专属研究对象、有步骤的逐步深入的观察和描述,这一阶段,新闻记者取代了传教士取得了记录中国的话语权,西方人记录中国的报告文学不再是来华人员的业余职业,而变成了他们的专职。这两个世纪总体来看,是从宗教视野转入了新闻视野。
  报告文学中的里程碑式的《西行漫记》是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历经了五个月的艰苦生活之后写成的。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作者曾说道:“千千万万敌军所组成的一道活动长城时刻包围着他们。他们的地区比西藏还要难以进入。” 而事实上,在他之前的近一个世纪前,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藏地区的法国传教士,也同样经历了千辛万苦,这就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神父。19世纪40年代,他在中国的北方等地传教,经北京到蒙古而入西藏,继而又经四川回到广东,一路上经过了沙漠、戈壁等无人区的考验,走完了大半个中国,并以这次经历为题材写了文学作品《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
  选择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两个世界的代表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他们出色的作品分别是两个世纪以来最有分量的报告文学之一。埃德加•斯诺的作品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古伯察则是第一位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法国人,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除了给我们留下了藏区的宝贵资料之外,出版之后也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和社会影响。其次,他们个人的身份很具有时代特色。神父们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一批西方文化人员之一,他们的文化修养比较高,而且与中国人特别是普通的中下层人民接触的比较多,这样也就能保证他们既能博闻广学,又能比较准确生动的写下在中国旅行的记录。到了20世纪初,而外国的新闻业发展也颇具雏形。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神秘的“共产主义”更让西方人眼中充满了好奇。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一大批记者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发掘“亚洲最大的独家新闻”。由于他们自身和出版之间的天然联系,记者们已经取代了传教士们而获得了更响亮的说话的声音。
  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人来华的记录类文学作品有着显著的差别,最重要的前者是以宗教的视野而后者则用新闻视野去观察,这样的观察角度就决定了他们必定将有不同的收获。出发点是他们中国之行的动因。宗教的出发点是单纯的,古伯察神父作为一个传教士来说,十分敬业且虔诚,驱使他来到中国经历漫漫行程的目的,不是探奇冒险,而是为了向他们认为的愚昧的非基督徒传授宗教的知识。他记录中国的两本游记《鞑靼西藏旅行记》和《中华帝国纪行》是由他行程中的日记、笔记整理而成,这些日记不是为了以后的出版而作,毋宁说是传教士的一种生活习惯。相比之下,新闻记者的目的性要比神父们要强的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共产主义”了。由于外界敌对势力宣传,使得不少外国人一直以为苏区是恐怖的白色世界,这样的苏区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但是,自他到来了以后,就发现这里一切都和外界所宣传的是不同的,于是,他从人的精神状态、经济生活和文化娱乐、以及军事行为等等方面挖掘新闻的价值点所在。他有目的、有计划地策划了行程,逐个采访了苏区的领导人、普通战士、农民等一些列的人物,他很积极地采用新闻的采访形式对一些中共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加以访问,通过和这些人的面对面的谈话,使他们被扭曲的面貌被逐渐还原到真实。原来西方人的偏见都被一一打破,这才是斯诺所要达到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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