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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无声者的声音



  在从事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民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中,我们常常接触到的是关于苦难的讲述,屡屡体会到的是苦涩的味道——浓重的苦难,日复一日让人们在其持续中麻木的苦难,被密不透风的屏障遮掩的苦难。这些都不免让人感到沉重。
  谈及沉重,不由想起一部沉重之作——《世界的苦难》(一九九三)。这部由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这位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与二十二位合作者向世人奉献的、表现当代社会普通人生活中种种苦难的著作,为我们记录和研究口述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九九九年这部基于对社会疾苦大规模调查的著作英文版面世,名为《世界的重量:当代社会的社会疾苦》(The Weight of the World: Social Suffering in Contemporary Society)。在历时三年的调查中,研究者们以外来移民、失业工人、无家可归者、公司女职员、失业经理人、农民、中学生、临时工、工头、街头混混儿、基层管理者、社会工作者和警察等等以社会下层为主的普通人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对社会的疾苦、悲惨的境遇、难以明言的不满或怨恨进行探索性的考察”,向人们呈现了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故事、他们的痛苦和对痛苦的感受。布迪厄等作者以深切的悲悯之心和细致的关注、耐心地倾听走进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由此而承担了社会学研究的政治使命与道德意涵——展现普通人的社会疾苦并通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其背后深刻的根源。
  
  个体的苦难就是社会的苦难
  
  布迪厄等对“世界的苦难”的研究是从探访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故事开始的。通过一个个似乎卑微琐碎的有关痛苦的讲述,研究者以洞若观火般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发现个体遭遇与社会结构及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试图以此超越社会科学研究中微观与宏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揭示个人苦难的社会性,是布迪厄等人重要的方法论主张: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许多最触及个人私密的戏剧场面,隐藏着最深的不满,最独特的苦痛。男女众生但凡能体验到的,都能在各种客观的矛盾、约束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中找到其根源。这些客观外在的因素到处都是,体现于劳动力市场和住房供应市场的结构之中,表现于学校体制毫不手软的约束之中,铭刻在经济继承与社会继承的机制之中。”(布迪厄、华康德,一九九八年,263—265页)
  “社会苦难”或“社会疾苦”(social suffering)在医学人类学重要代表人物凯博文(Arthur Kleinman)的研究中也是一个核心概念。他的研究强调痛苦是一种社会经历,并力图打破以往的分隔——将个体从社会层面的分析中分离,将健康从社会问题中分离,将表达从经验中分离,将痛苦从干预中分离。那些标准的二分法实际上是理解的障碍,它阻碍我们理解人类痛苦的形式如何可以同时是集体的又是个体的;经历痛苦与创伤的模式如何可能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全球性的。(Kleinman, 1997, ix-xx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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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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