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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话题的北京大学


□ 陈平原

  老北大的故事之七
  
  刊行纪念册,大概是所有校庆活动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了。一般说来,为校庆而编印的纪念册,其作者与读者,均限制在本校范围内。即使公开出版,流通也十分有限。不过,可别小看这些“内部读物”,其对所谓的“校史”、“校风”、“校格”的诠释,很可能比皇皇巨著更直接,更鲜活,也更流传久远。一代代的北大人,在校庆到来之际,与自己的前辈或后辈在一起,交谈往事,畅想未来,建构各人心目中的“北大传统”,阐发其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这种场面,对于当事人来说,当然值得迷恋;可我想说的是,即便对于旁观者,同样也有难以抗拒的魅力。那便是跳出北大,以史家的眼光,审视北大人对于自家历史传统以及精神生活的述说,在了解这所大学历史的同时,把握它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与思想潮流。
  北大人将北大作为话题,这是个好主意;可我还想再进一步,探究北大人谈论北大时的语调、神态、手势,以及效果。《京师大学堂同学录》(一九○三):大概是受科举时代“题名录”的影响,有关京师大学堂的纪念册,最早的当推此“同学录”。戊戌年间创办的大学堂,不到两年,便因庚子事变而风流云散,没有留下足以说明是否举行过校庆活动的任何资料。又过了两年,即一九○二年的十二月十七日,复办的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刚满一年,便有此“同学录”的刊行——称其为北大最早的“纪念册”,大概不会有疑义吧?以“同学录”为题,篇首“依其职掌之轻重以次胪列”从管学大臣到教习、执事的姓名爵里,以示敬意,此与科举时代的“题名录”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此后成为各种“纪念册”主体的校史略以及校庆感言,在此“同学录”中,则依靠文案副提调王仪通和谷钟秀的两则序言体现出来。
  王序开篇即简要介绍大学堂的创办以及此回的恢复,虽寥寥两三百字,大致讲清了学校的历史。接下来便是“同学录”刊行之因缘:大学堂开学不久,因参加癸卯会试,不少学生先期乞假;到了四月间,乡试渐近,“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可见科举不停,“学堂永不见信于人,教育万无普及之望”,唯一的办法便是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同学录”即应放洋学生的要求而刊刻。谷钟秀的《叙》于同学录的编辑经过,也有介绍:
  北京大学开学之二季,同学二百有余人,管学大臣张选派出洋
  
  游学者,三十余人。于其别也,率有离群索居之感。张君熔西、黄君润书等咸曰:此群不可一日解。因建议刊一同学录,并撮合影一,弁之卷首,各手一册,以志不忘。录既成,属序于予,予曰:形式之群,离合适然而已;惟精神之群,当与诸同学共勉之。
  
  《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收有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管学大臣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开列三十一名“派往日本游学”和十六名“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学生名单。送学生出洋,所费甚巨,大学堂“力有不支”,何以如此“勉为筹划”?“派往西洋各国游学”的第一名俞同奎,学成归来后真的出任北大教授。一九四八年为纪念校庆五十周年,俞氏撰写了《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提及此次出洋留学的内幕。一九○三年的四、五月间,大学堂学生为拒俄而举行集会、发布通电,打破了明清两代不准生员议政干政的禁令,令清廷大为震惊。如何对付此等新兴的政治抗议,其时正十分虚弱的朝廷举棋不定,于是有学生要求提前出国深造:
  
  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竭力促成这一件事。在那拉氏这一方面,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乐得耳根清净,因亦照准。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分送出国。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
  
  那时的清廷,不知现代学生运动的厉害,以为送出国去便可万事大吉,殊不知学潮愈演愈烈,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着高棋。当然,以后的学生,可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其政治抗议,换来的很可能是流血牺牲,而不是公派留洋。《国立北京大学甘周年纪念册》(一九一七):摆脱科举时代“题名录”的阴影,真正开启北大“纪念册”传统的,是一九一七年出版的《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既然是二十周年校庆,很多人(包括北京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将此书的出版时间定为一九一八年。殊不知,这本北大历史上编撰最早、篇幅最大、体制最完整的纪念册,起先是“临时由学生数人发起”,而后才由学校追认的。为何不顾校方准备纪念二十五周年校庆的公告,临时发起此二十周年纪念?是年早些时候,上海南洋公学举行二十周年纪念,北京高等师范也有九周年校庆的盛举,自认“夙著光荣历史”而至今“尚无纪念之事”的北大学生,终于坐不住了。不要说等不及甘五大庆,连虚岁、周岁之分也不管了,先斩后奏,就这样办起了二十周年庆典(朱一鹗《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会纪事》)。当然,校方最终还是给予大力支持的,比如,蔡校长便命秘书将学校档案借给编辑之一陈钟凡,使其得以完成校史性质的“沿革一览”(陈钟凡《蔡孑民先生对于史学上的计划》)。除了“沿革一览”,此纪念册还包括“规程一览”、“集会一览”、“职员一览”、学生一览”等,前有校舍摄影及平面图,后有陈汉章的《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可以说应有尽有了。我感兴趣的,则是诸位学长对于校庆的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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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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