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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洪《结缘:文学与宗教》


陈洪先生的新著《结缘:文学与宗教》,就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覆盖文学四体,分别作了梳理与论述。在“上编九略”中,分别以《略说诗史佛影》、《略说文坛佛影》、《略说佛道稗语》、《略说佛道戏曲》等章,全面爬梳论证了宗教与文学史的有机联系。尤其是对于小说与宗教的关系,以“下编十八论”的形式,更多地深入具体的作品中,揭示了明清小说中大量宗教描写的方式、特点,通过对宗教内容的解读展示了宗教生态的变化形势及其对小说艺术世界的影响。既有宏观而全面的梳理,也有具体个案的研究。无论对宗教文化还是古代文学研究,不啻为空谷足音。
  尽管小说文本与现实历史是有距离和差异的,但是文化学术思潮、社会风气以及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创作心理等等因素都会在文本中留下“雪泥鸿爪”。同样,现实生活中的宗教生态、宗教文化也能在小说的艺术世界中有所反映。明清小说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中都有或多或少的宗教描写。在这些描写中,“三教合一”的场景不时出现,成为中国一般民众宗教观念的典型表达。与此同时,“三教争胜”的描写也频频出现于作品。有趣的是,这种描写又往往与“三教合一”的内容共生,而大多数白话通俗小说,都是在类似的模式、框架中展开宗教描写的。小说中涉及宗教的戏剧性情节往往和宗教生态表现出的张力有关,并和现实中的宗教生态形成明显的互动关系。由于社会生活中的宗教生态、宗教文化的变化在各种历史文献中多语焉不详,所以明清通俗小说宗教方面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潜在的史料价值。正如陈洪先生所言:文士的“佛缘”不仅“产生创新的灵感,影响到创作思想、作品内容与艺术生活”,而且“体现在文人的写作之中,转化为一种思想文化的创造性因素,从而成为文学史研究以至整个传统文化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一 “三教合一”下的“争胜”暗战
  
  三教的关系从紧张、竞争到调和、掺融之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宗教关系的紧张与竞争,易于爆发冲突,引起社会动荡,一旦再有政治权力的外人,就导致激烈的宗教迫害,例如最典型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佛教与道教在竞争中也逐渐意识到,矛盾的公开化与白热化,不但不理智而且往往容易引火烧身。统治者也意识到这种紧张的宗教生态是非良性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影响在民间非常广泛,各宗教都拥有数量可观的信众,三教互异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宗教的和谐共存才是社会和平共处的基础。为了官方共同体的利益,为了封建王权的稳固,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宽容与认可的态度。佛教与道教也开始逐渐公开宣传三教之间的“圆融”。
  宋明时期,随着程朱理学通过对“三教”义理的吸纳和容受而成为官方御用哲学以及科举考试的依据,从而使得“三教合一”的思潮蔚然成风。
  据《明史》记载:
  万历十五年,礼部言:“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弘治、正德、嘉靖初年,中式文字纯正典雅,宜选其尤者,刊布学官,俾知趋向。”困取中式文字一百十馀篇,奏请刊布,以为准则。时方崇尚新奇,厌薄先民矩镬,以士子所好为趋,不遵上指也。“三教合一”的风气是在嘉靖中期之后逐渐浸染到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至万历中期,“三教”内容蔓延渗透到科举考试的范围,清初沈佳讲:“(王龙溪)立‘三教合一’之说,而阴诋程朱为异端。万历中年,群然崇尚,浸淫人于制艺。”正说的是这种情况。而这恰与白话小说的繁荣“共时”。虽然不能据此简单得出白话小说的宗教描写直接影响了科举考试,但与士人的观念变化有某种关系,应该不是牵强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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