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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


□ 吴 敏

  对于“新文学”的呼吁和实践的热忱早在“五四”时代就已频频酿成文化时潮。自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后,“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得到了研究界的广泛认同,而在此期间,诸如“现代中国文学”之类的概念也开始与之构成话语的龃龉。这样的概念龃龉局面随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愈益复杂,迄今这一学术领域至少有“中国新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并行。这些概念都有相当的学理背景,所包含的学术研究也都各有突出的成就,但研究界始终缺乏将这些板块作有力整合的学术力度和气魄,因而也很难真正建立和健全关于此学科的学术规范。面对这样的学术格局,朱寿桐教授主编的新著《汉语新文学通史》(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便有了明显的开创性意义。
  这本凝聚了五十余位研究者共同心血的著作,以其扎实创新的观念建构、大胆新颖的体例设计、开阔宏大的学术关怀,甫一推出便赢得了学界的热切关注与好评。
  《汉语新文学通史》最突出的成就,也是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便是用“汉语新文学”概念,将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都需面对的所有新文学现象全都纳入到这部文学史框架内,写成了一部迄今为止整合力最强,涵盖内容最大的新文学通史。“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等学科命名上的歧义和缝隙,将研究范畴整合并扩大为“以汉语写作的,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各体新文学作品”,从而建构起科学、缜密的学术概念和学科名称。著者注意到,在“中国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形成、接受与变化过程中,隐含着“社会文化心理”、“特定气候下的国体与时代因素”以及“政治意识表达需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汉语新文学”打破了政治、国家、民族的人为界限,把世界范围内的汉语写作看作一个有着密切文化关系的整体,只要是以现代汉语文化思维和写作的,不管其国籍所属、地域所居,都属于汉语新文学的研究对象。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试图包括台港澳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但在具体的写作思路上并没能和所写的新对象、新要求相调适。因为“中国”一词在这里更多的是政治地理的概念,完全以大陆为中心而营造的文学史,会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造成某种程度的遮蔽或扭曲,而且事实上也未能包括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写就的文学作品。而“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最大优势是“超越乃至克服了国家板块、政治地域对于新文学的某种规定和制约,从而使得新文学研究能够摆脱政治化的学术预期,在汉语审美表达的规律性探讨方面建构起新的学术路径”(第8页)。
  上述文学史观具有深刻的理论基础。著者认为最切实的文化形态是“由同一种语言传达出来的‘共同体’的兴味与情趣,也即是同一语言形成的文化认同”(第12页)。“文学中所体现的国族气派和文化风格,最终也还是落实在语言本身”(第13页)。因此,该书注重于汉语文学自身的演变轨迹,力图在新文学传统的承继、发展和演变线索中,寻找其中的内在联系。当然,《汉语新文学通史》不以取代“中国现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学科为目的,只是对研究范围作更明确的框定,而非针对研究规范作重新确立。它并不妨碍国别的、区域的或断代的文学史研究,而只是与这些概念形成比较,甚至互补的关系。“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可以凸显和整合世界汉语新文学的总体脉络,建构现代汉语写作的整体框架,搭建一个能给学界带来新的研究视野和阐释空间的研究平台,无疑具有观念和方法上的突破意义。
  以汉语作为纬度来构建新文学史,突破了以往以政治史、思想史来划定文学史范围和演变规律的撰写模式,弥平了由国家板块、政治疏隔和地域分布带来的各种人为裂痕与人造鸿沟,并能挣脱各种政治变数的制约,回归文学的本体,引领研究者沉潜到汉语审美表达的社会语言学、文化学和美学、文学的学术层面,在与汉语文学传统(即中国文学传统)以及异质语言文学形态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广泛比较中,全方位揭示汉语新文学的形成、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未来的生态。这不仅体现了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变化,也解决了诸如研究对象、价值标准和文学史分期等诸多问题,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建构起和谐整一的汉语新文学学科。
  汉语新文学概念在淡化国族鸿沟的同时,是否会削弱中国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强调从汉语语言的角度定义新文学概念是否会重蹈“语言决定论”的覆辙?这是编著者一直关注、思考并顺利地加以解决的问题。该书以一定的理论阐述和绝对优势的文学史布局,充分说明了大陆本土文学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价值,显示出以汉语构建文化共同体之后的格局:即由于中国本土拥有中华文化以及新文化的原初记忆和本质资源,其他地区和华人社会板块对于中国本土的归宿感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这样的文学史现象正好克服了所谓的“语言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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