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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如何呈现


□ 汪 政
底层如何呈现
汪 政


  还是先从手边的中篇《我是许仙》谈起,正如陈然小说开门见山所说的,这是一篇“关于我们村未婚青年黑豆的故事”。黑豆没有爹娘,从小向往神奇的生活,现实的世界与鬼神的世界在黑豆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有一日听了做卫星电视接受器生意的鼓动,几乎是倾其所有积蓄花了两千块装了一只,黑豆称为“锡锅”。于是,外面的世界通过天线进入了黑豆的视界,这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加神奇。他做白日梦一样一会儿以为院子里的美人蕉变成一个美女给他做好了饭,洗好了衣,一会儿又觉得是经常光顾他家的狐狸变成了姑娘“真的给他当了媳妇”,为邻居打死了狐狸“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自从看了卫星电视,他不再唱原先喜欢的《四郎探母》,而迷上了《白蛇传》,幻想能在现实生活中遇上白娘子结为夫妻,于是对一切有关蛇的消息感了兴趣,村里的小青蛇,邻村的巨蟒都让他牵肠挂肚。后来“锡锅”被乡里没收了,于是他干脆自称许仙带上娘留给未来儿媳的一只玉镯上了路去寻他的白娘子了。火车上,他遇到了一对姐妹,在他眼里就是白娘子和小青,两姐妹也就顺着他的话。三人来到省城,住在一起,姐妹俩负责在外“上班”,他负责用她们带回来的银行卡到柜员机上取款,直到有一天东窗事发姐妹俩因行骗被捕为止,只不过黑豆则因为“有严重的智力障碍”而免于刑罚。
  如果只将注意力放在黑豆这儿,那只是作品的一半,另一半就是黑豆自以为是的白蛇与小青,两个在城里寻找工作吃尽辛苦的打工妹。小说无意为这姐妹俩的犯罪行为辩护,但是,她们在城市的生活境遇在作品中确实得到了真实的叙述与描写。小说里有一个文本中的文本,白蛇的日记,它将一个乡村姑娘进城打工的遭遇与心路历程生动而质朴地展现了出来。她一开始是怀着憧憬与理想的,“今天很高兴,终于坐上火车,到外面找工作了。我一定要找一份好工作,赚很多钱,把它们寄回家。”同时也对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也要给爹治病,赚钱送弟弟读书。别人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做到?”城市给她最初的感觉是美好的,“房子虽小,可在我看来,比天堂里还要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露出了它的另一面,哪里有什么好的工作在等她呢?从欣喜到吃惊,再到沮丧,最后到“真要发疯”,她的求职道路历经艰难却颗粒无收。先是上当,不断将所谓的中介费送进那些职介所的无底洞里,接着是被骗差点送了命。在姐姐抗拒侮辱跳楼致残后,姐妹俩走上了这条包含着许多复杂心理与动机的犯罪道路。
  这无疑又是一篇关于底层的作品,一篇关于乡村生存特别是精神状况与打工族生活面貌的文字。黑豆的现实生活是那样的贫乏、单调、无助,使得他只能将希望与寄托放在虚幻之中,以致到了妄想、偏执、强迫症与白日梦的地步。而在姐妹俩这条线中,陈然不但有对底层生存境况的写照,有对他们不幸遭遇的同情,更有对他们寻找、努力、挣扎、失败直至堕落这一过程的寻绎。
  这样的作品我在陈然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读到了,在当代青年小说家中,陈然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专注于底层写作的一个。我十分钦佩陈然写作上的这种执着,这种挖井式的姿态。从目前的创作来看,陈然始终关注着社会的底层,早在几年之前,评论家缪俊杰先生就非常称赏他对“弱势群体”的关注:“(陈然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三轮车工人、苦力轿夫、中小学教员、家庭主妇、村姑弱女……他们往往命运不济,遭受着人生的各种苦难与不幸。但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不幸者中的大多数,虽有命运的哀叹,但几乎不怨天尤人,他们善于从苦难中寻找生活的出路,从不幸中剥离出痛苦而取得欢乐,从卑微的境遇中表现出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到位的,不过现在看来这些评价只能说明陈然前几年的这类题材的创作,比如《亲人在半空飘荡》、《我们村里的小贵》,特别是《幸福的轮子》之类的作品。到了近几年,情形已经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轮子”不管怎样向前滚动,“幸福”与温情再也不会到来了。陈然已经具有了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做好了充足的心理与认识上的准备,与其把愿望寄托在虚无的未来与美好的祝愿上,不如干脆让现实的残酷逻辑来演绎一切。这从陈然对故事结构的安排上也可以看出来,《幸福的轮子》那种早期作品典型的悬置式的结尾没有了,那些渐行渐远渐淡未置可否的尾巴被陈然干脆利索地一刀斩断,宁可牺牲作品的诗意,他也要将残酷的现实甩在人物面前,再不作善良的安慰,他明确地告诉他的人物,不管他们作怎样的努力,结果都是徒劳的,他们不配有好的命运。因为陈然不但看到了现实生活铁一样的法则,更看出了这些人物自身的痼疾。《我是许仙》就是一篇典型的个案。
  我以为在目前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陈然的这种思考方向是具有相当深度的,与大部分同道的方向相反,他认为对目前的社会状况来说,底层同样应该承担责任。也许,这不是最终的解释,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层面。《我是许仙》里的黑豆既是纯朴的,但也是愚昧、软弱、缺乏理性与自主意识的,在他的身上,更多体现了我们文化传统中落后的,亟待反思、启蒙与改造的一面。而在姐妹俩身上,则是一种因为贫困、不公正而产生的畸型心态与病态人格,它令人警醒地揭示出现实社会中特殊人群角色上的一种负面的、整体性变化,一种隐性的破坏性的社会层面。所以,不管是黑豆,还是姐妹俩,他们固然值得同情,但陈然更多的是质疑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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