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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曼与她的日记


□ 虞坤林

徐、陆婚恋,本属于个人的私事,无需他人评头品足。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新旧观念交替时期,尽管旧妇再嫁,鳏夫再娶再也不会受到家法的酷刑,或遂出族门,但是,所经受的社会上的各种舆论压力,还是需要有勇气来抗争与承受,俗话讲“舌头也可压死人”,此话一点不假。
1924年,徐志摩怀着一种沮丧的心情,步人京城。与林徽音恋爱的失败,无疑给这位诗人的恋爱史上,抹上了浓浓的一笔阴影,这毕竟是他的初恋。不久,在某次新月聚会上,结识了同为恩师梁启超弟子王赓的夫人,陆小曼。她那直率、忠厚、真诚的性格,外加那娇小而活泼的外貌一下子,将诗人从沮丧中拉了出来。在以后的交谈中,了解到小曼的婚姻也没有逃脱封建枷锁的束缚,在全不了解对方的前提下,由父母作主,闪电式的与比大她七岁的王赓结婚。婚后双方感情并不融洽,婚姻很不圆满。由于双方的婚姻都有相同之处,惺惺相惜,共同语言也就相对多了起来。日久生情,两人很快跌人情网。外来的冷言冷语也就多了起来,人言可畏,在友朋的劝说下,志摩决定再度出洋,以避舆论。临行前,双方约定,一定要以日记代通信,等日后见面交换着看,以表衷心。小曼女士在《爱眉小札》序文中,也详细地将此事的来龙去脉,记载得清清楚楚:“为了家庭和社会都不谅解我和志摩的爱,经过几度的商酌,便决定让摩离开我到欧洲去作一个短时间的旅行;希望在这分离的期间,能从此忘却我——把这一段因缘暂时的告一个段落。这一种办法,当然是不得已的,所以我们虽然分别时讲好不通音信,终于我们没有实行(他到欧洲去后寄来的信,一部分收在这部书里),他临去时又要求我写一本当信写的日记,让他回国后看看我生活和思想的经过情形,我送了他上车后回到家里,我就遵命的开始写作了。”
1931年11月,诗人随着飞升的航机,离开了尘世。而他的遗物尤其那只装有书信与日记的箱子,一下子成了众朋友注目的焦点。最早提到那批遗物的,正是遗孀陆小曼女士。目前所发现陆小曼在其亡夫逝世后不久,写给胡适的六封信中曾几次提到要胡帮助将志摩遗下的书信日记找回。在第’封信中这样写道:“志摩还有不少信、日记在京请你带下,不要随便与人家看,等我看过再发表,我想他的信、日记,以后由我自己编。”在接到胡适回信后的第二天,她回了第二封信,信中又提到:“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的,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我想在每信后加小注,你看如何?……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当得知在京城,大家为遗稿闹得不可开交时,马上给胡适发了第五封信,信里这样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忙。日记千万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他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另种原因么,这一定赏还了我罢,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上次文伯回来,我为何叫他带来的呢)。”可见对那批遗稿,小曼是非常看重的。
1934年陆小曼女士,在时任《论语》编辑振宇先生的数次鼓动下,遵照志摩生前的遗愿,即在《论语》半月刊的杂志上,分数期发表了徐志摩的《爱眉小札》。这部充满着纯洁爱情的日记,首次与读者见面。惜由于涉及到一些当时人,日记仅刊登一半,中途便中止了。直到1936年,在徐志摩逝世五周年时,才得由良友图书公司分两种版本正式出版,但日记已不是全貌。在排印本的后面,附录了陆小曼女士1925年3月11日至7月17日的日记,共20篇。这是小曼日记,首次与读者见面。她在《爱眉小札》的序中这样写道:“最后几句话我要说的,就是要请读者原谅我那一本不成器的日记,实在是难以同志摩放在一起出版的(因为我写的时候是绝对不预备出版的)。可是因为遵守他的遗愿起见,也不能再顾到我的出丑。好在人人知道我是不会写文章的,所留下的那几个字,无非是我一时的感想而已,想着甚么就写甚么,大半都是事实,就这一点也许还可以换得一点原谅;不然我简直要羞死了。”本不想出版,是因为起初写日记的动机是写给自己看,也写给情人看,但志摩的遗愿:“将来等你我大家老了,拿两本都去印出来送给朋友们看,也好让大家知道我们从前是怎样的相爱。”为了尊重逝者的宿愿,所以拿出来与志摩的日记一起付印。那么其发表的日记,应该讲有极高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谁也没有怀疑过这部分日记,在发表前,出于作者内心的隐情,抑或受到外界的压力,曾进行了大幅度的选摘和修改。
时过境迁,陆小曼的日记,也伴随着志摩的《爱眉小札》,历经磨难走过了半个世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新月诗人徐志摩的研究,再度在中国大地兴起,无疑,陆小曼的日记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史料部分,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数年前为了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及《徐志摩来往书信》(出版时改名为《志摩的信》),翻阅了一批与志摩先生有关朋友的资料。从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与志摩最密切的两个人的日记与书信,却少得可怜。一,志摩的朋友胡适先生。他与志摩的关系甚密,而且是徐陆婚姻重要的牵线人。但在胡适的日记中,却很少记载与志摩往来及相关的事件。在书信往来中,志摩致胡适的信达五十余封,而胡适致志摩的信仅发现四封。另一位就是陆小曼女士,他们俩恋中的书信往来频繁,但在整理过程中,仅发现小曼的书信四封,那么其余的书信哪里去了呢?一随“八宝箱”一起失踪,或已被伤心人焚去。作为他们俩爱情的见证,两人的日记仅仅只有这些?发好奇心于一时,但随即又没当一会事,忘却了。一日,在翻阅陈从周先生所著《书带集·记徐志摩》一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小曼在弥留时嘱咐她的侄女陆宗麟,说离世后将志摩的一些遗物交我保存,其中有她编的《志摩全集》排印样本及纸版,……以及一些她与志摩的手稿……其他《西湖记》、《眉轩琐记》及小曼的手稿等亦交与北京图书馆。”那么小曼的手稿到底留下了哪些东西?那已忘却了的好奇心,又被勾起了。不久,即往京城前去查询,得到的回答是尚未整理,无法查阅,失望而归。今年五月,因他事再往北京,重新寻访,在-查阅到《爱眉小札》原稿的同时,终:于意外地看到了陆小曼女士在热恋中的日记,翻阅其中,才撩开那朦胧的面纱,见到了真正的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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