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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历史,沉重的爱


□ 吴思敬

  爱情作为以性为基础,以创造生命为指归的富于超越性的精神活动,幸福与苦恼、希冀与绝望、圣洁与俗鄙交织在一起,不同个性的男女,在不同的宗教、经济、文化背景下,在人生舞台上出演了缠绵悱恻、生生死死、惊天动地的大戏。作为同人的内心隐秘与情感体验联系最为直接的诗歌,以爱情为抒写对象,是最自然不过的了。中国古代有所谓“无郎无妹不成歌”的说法,各地的民歌,占篇幅最大的首推情歌。素以写富于阳刚之气的政治诗著称的智利诗人聂鲁达,也曾说过这样的话:“首先诗人应该写爱情诗。如果一个诗人,他不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的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诗人,因为人类的男女结合是大地上面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董培伦便是这样一位由写爱情诗起步,并以写爱情诗著称的抒情诗人。他的《沉默的约会》、《太空之吻》等爱情诗名篇,曾在八九十年代的诗坛引起热烈的反响。如今,他又推出了带有自传色彩的新作《蓝色恋歌十四行》,这是诗人对特殊年代的爱情的追忆,我们从中读出的不只是爱的醉人、爱的甜蜜,更有一种爱的沉重,历史的沉重。
  真正的爱情诗,不应停留于对爱的简单的示意,或是对爱情体验的直白抒写,而应如克罗齐所说:“这种真正成其为诗的爱情诗,是要贯穿着矛盾、焦虑、痛苦、欢乐、希冀、绝望和野性的贪婪,以及把这种野性的贪婪加以掩饰和冲淡的纯真和端庄等七情六欲的,是要描述灵魂的完善和优美,描述灵魂为获得更牢靠的成果而准备做出牺牲的那种英雄主义的,要描述灵魂超出一般人性而变得具有更大的广度和深度的尽善尽美的人性的。”董培伦的爱情诗,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追求爱情、培育爱情、得到爱情过程中的情感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克罗齐所要求的人的情感丰富性和人性的复杂性。诗人不仅真诚地表达了对自己心仪的女子矢志不移的爱,更以史家的眼光,写出了特定时代爱的心灵史。
  这本诗集描述的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爱情。那是一个一切经过组织的时代,不仅你的政治生命、岗位升迁、薪水待遇要由组织决定,就是恋爱结婚也要由组织审查。一对有情人能否成为眷属,不取决于自己,决定的因素是政审。身为现役军人的诗人,他的爱情更是要由组织来严格把关。从诗集的前几首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给诗人留下美好印象的女子,全是由于政审被封杀。这样当人家再给他介绍一位姑娘的时候,诗人说道:“我怕我的初恋再度遭到封杀/决定‘政审’通过之后再去相亲……/她的长相如何我听天由命/但愿上帝这次能对我开恩/只要‘政审’能够顺利过关/见面时她同意,我就是她的恋人”(《凭一张玉照我竟私定终身》)这就是那个时代“听话”的革命青年的爱情宣言。以今天的眼光,你也许可以认为这样的爱情太缺乏浪漫,太没有自我,太奴隶主义了。但是在一个个性发展被压抑,每一个人只能当“螺丝钉”的时代,那种“先政审,后恋爱”的模式便成了年轻人的无奈选择。诗集所描述的爱情,便是在这种浓重的政治介入的背景下展开的。诗人心仪的姑娘,尽管直系和旁系亲属均无问题,只因接到过一封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香港来信,结果不仅她自己成了掌控对象,而且连累诗人的结婚报告整整拖了三年才被批准,从此,诗人的档案中多了一份材料:“三年外调只能证明一点:‘疑云’/源自一位赴港投亲的守法公民/为防万一‘男方要控制使用’/一个批示决定了我今生的命运”。尽管如此,诗人却义无反顾,即使从此“仕途划上一个句号”,也要与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走下去。诗人的初恋,就这样在苦涩与沉重中展开了。诗人所描述的爱情发生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天灾人祸导致的物质的极大匮乏,阶级斗争“天天讲”,城市与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爱情不能不处处刻着那个时代的印痕。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般的浪漫爱情诗中极少见的细节描述:“我们相恋在温饱不足的年代/粮票布票都是珍贵的礼物”,“我已节余十斤粮票/请你转寄你的父母”(《我们的未来肯定幸福》);“刚刚发下十八尺布票/我真想把破旧的被里更换/而你要把布票留待结婚时使用/随后将你用过的被里寄到我的面前”(《我已嗅到你的体香香气如兰》)。粮票、布票这些在物资紧缺的困难时期发放的购物凭证,居然成了传递爱情的信物。再看看他们结婚时的新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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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学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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