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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顾伯冲杂文所想到的


□ 陈四益

  杂文,一向是备受争议的文体。
  算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北京有一个杂文学会,我因为在《瞭望周刊》编副刊(杂文一般都登载在副刊),也写些杂文,所以在学会中挂名“理事”。中国的协会、学会,理事常常是不理事的,我也这样,只是每年参加一次年会,听秘书长们报告工作——无非是协办了什么专栏、编了什么文集、组织了什么活动之类,然后聚餐一顿,各自回家。后来由于对一些问题看法不一,大概是对所谓“新基调杂文”吧,许多人不再参加学会的活动,我也再没有接到过学会的通知,所以这个学会后来究竟是否存在也就不知道了。
  这个学会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一次年会。那次会上,主办者请来了两位前辈。一位是李锐,一位是林默涵。两位老人都鼎鼎大名,人所共知。李锐曾任毛泽东的通信秘书、水电部副部长,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和对三峡工程的独特看法,令他名满天下。林默涵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革”前文艺界的历次运动他都处于领导地位,不说一言九鼎,至少也有四鼎五鼎。两位前辈在台上落座,大会就宣布开始。主持会议者在例行的“报告工作”后,便请两位前辈“指导工作”。指导云云,当然是客气话,无非是希望说些好话,“以壮军威”吧。记得是李锐先讲。他一开口便说,“杂文是惹祸文,容易惹祸。我就因为杂文惹了祸。”刚想听他老人家讲讲因何惹祸、如何惹祸,不料坐在另一头的林默涵接下了话茬。他说:“我就没有因为杂文惹过祸,我的杂文都是针对帝修反的。”“帝修反”这个缩略语我这代人当然耳熟能详,是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但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乍一听到,也不由一愣,因为当初的许多罪名现在看来难以推定。我突然觉得,这位老人似乎还是生活在他的“光荣时代”里。正在惊奇,就听到李锐接言道:“你那些文章当然不会惹祸!”语气颇含调侃。这话引得林默涵站起来要加以批驳。会议主持者看到二老剑拔弩张,连忙息事宁人,说会议先到这里,大家吃饭,有话饭后再说。饭后,谁都知道不会再有争论,照例是各自回家。
  我其实很想听听两位老人的争论,可惜没有展开。这倒不是因为我是好事之徒,而是因为他们争论的问题,关系于杂文的根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杂文是对付敌人的文体,需要尖锐地揭露敌人的疮疤,揭得愈深、刺得愈痛愈好,哪怕说得过头也是立场鲜明。对人民的事业则应当满腔热情地歌颂,即便有缺点也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能讽刺与批评,否则就站到敌人立场上去了,说得再好也是反动。林默涵老人的杂文不惹祸,李锐老人的杂文惹祸,其分别就在这里。当年因几篇杂文被打为“右派”的不知凡几,今人已将这些文章裒集成书。重读这些文章,作者们其实都是希望这个社会更加纯洁,少一些污秽,少一些黑暗。但他们都因这点对光明、纯洁的追求,罹难数十年,付出了生命最好的年华。
  另一种观点认为,爱护人民的事业不能单靠赞歌。一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展,就要正视存在的问题,不断克服阻碍发展的缺点和错误。勇于面对社会的黑暗面,大胆地揭露它、批判它,是社会自信的表现。只有坚信有力量战胜黑暗的社会,才是一个健康的、向上的社会。姑息适足养奸,粉饰难求太平。以今事论,若不是坚决揭露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这种社会的痈疽势必糜烂到不可收拾。正是这样的信念,鼓舞着一代代杂文作家前赴后继。
  但是,爱听颂歌而厌闻谠论似为人情之常,所以吹牛拍马之风仍旧绵延不绝,而直言谠论之士还是不大受到欢迎。杂文的日渐消歇,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喜爱杂文,创作杂文。他们明知这类文字未必受到欢迎,但仍奋力前行。因为他们对社会怀有庄严的责任,不以个人得失为怀。
  顾伯冲先生同我素昧平生,只是曾经读过他的一些杂文,觉得身为军人而能指陈时弊,平章是非,颇有锐气。他的杂文,取材都是身边常见的现象,但又不囿于一人一事,能从纷纭的现象中抓取一些共同的弊端加以评析,颇见深度。他关于“官缸”的议论,可能得自“酱缸”的启发,但把官风比作一口缸,官风不正,则入于苍则苍,入于黄则黄,即便一个清白的人到了这样的缸里,也会变得污浊,就很见观察的细微。一个一个的腐败分子并不可怕,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官风,很容易被清除。官风不正,则会不断孳生出新的腐败分子,就像割韭菜,割去一茬又长一茬,这才是最为可怕的。这些年,窝案、串案之多,证实着这一结论。他关于“办实事”的议论也很到位。最近几年,不少地方年年都要宣布为民办几件实事。我始终有些疑惑,如果说作为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的风气的反拨,提倡为民办实事,似乎无可厚非,难道办实事也不好吗?但若反问,一级政府一年所办之事何止千百,难道只有十件或二十件是为民的实事?那么,其他那些事是否可以理解为不为民的虚事或私事?顾伯冲说得不错,人民的政府本来就是为人民办事的。每件事都应该是为人民的实事。办了几件事就大吹大擂,不但有沽名钓誉之嫌,而且也是官员与百姓关系的错位,把该办的事情当成了对人民的“恩赐”。
  顾伯冲杂文的可看之处,就在于他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议论的深度。他把杂文集定名为《思想的跋涉》,足见他重视的不止是一人一事的是非,而是从众多同类事件的观察中积聚的思想。他正年轻,思想活跃,富有朝气,希望他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我一向怕为他人作序,因恐我的不当议论令白璧蒙青蝇之玷。这一点殷殷的期望是我鼓起勇气写序的动力。 编辑︱古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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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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