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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个牧户


□ 阿云嘎(蒙古族)

  作者简介
  阿云嘎,蒙古族,1947年出生在鄂尔多斯牧民家庭。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大漠歌》、长篇小说《僧俗人间》、《有声的戈壁》等。中国作协会员,现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主席。
  
  一
  
  那还是“文革”时期,“林彪事件”刚刚过去。那年深秋我带着一辆马车从公社出发,朝着一个最偏远的放牧点走去。那地方距公社很远,大概要走大半天。那次我是去接新录取的学生。一个多月以前,我以招生老师的身份在那片草原呆了十来天。现在录取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九个孩子里录取三个,并且派我把那三个孩子接到学校。
  深秋的草原灰蒙蒙的,天气已经开始冷了。马车在慢慢地摇晃。赶车的是一个中年人,一路上几乎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大概是为了打发漫长而寂寞的路程,他不停地哼着歌,声音很低。我注意听了听,是毛主席语录歌。
  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实话我心里很难过,那里有九个孩子,而被录取的只有三个。那三个孩子是经过生产队领导和大队革委会推荐,最后由公社革委会批准上学的,但还有六个孩子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知道那六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是多么失望!我甚至感到没有勇气面对那些家长和孩子。而最使我揪心的是小哈达和他的母亲南斯勒玛。那是一对孤儿寡母,他们已经遭受过太多的不幸,这次小哈达上学的愿望又被击碎了,那母子俩能承受得了吗?
  南斯勒玛大约三十五六岁,她的儿子小哈达只有十来岁。南斯勒玛遭遇很不好,她是个离婚的女人,刚生儿子不久就被丈夫抛弃了,她的生活一直很困难。一户人家一旦生活变得困难,就很容易被人瞧不起。她的情况正是这样。比如过年过节,邻居们去她家拜年,她无法拿出其他各户那样丰盛的食物款待客人。哪家邻居办喜事或为孩子过生日,她送的礼物也比别人逊色得多,而且她和儿子的穿戴也总是半旧不新的,上面还有补丁和尘土。这样大家都感到扫兴。但她被别人瞧不起的原因不单单是这个,她和她儿子还曾经偷过东西!
  那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四清”运动却搞得轰轰烈烈。小哈达那时候只有两岁,突然病了,发高烧,昏迷不醒。她吓坏了,哭着跑到公社请大夫,却没有钱买药。她跑到供销社门市部,那里有她一个表姐,她想跟表姐借几块钱,偏偏表姐又不在。就在这时候有人来门市部买东西,售货员拿货,顾客付钱。也许售货员忘了,也许没忘只是没有很快把钱放进钱箱里,反正那钱就在栏柜上放着,总共是三块几毛钱。她把手伸了过去,刚拿到钱就被抓住了。正值“四清”运动高潮,这种“反面典型”当然不会放过,公社那边的电话打到生产大队,大队派民兵押着她回来,立即召开大会批斗。据说她当时紧紧咬着牙关,双眼睁得大大的,溢满了泪水,显得很痛苦也很害怕,但一句话都不说。她出身历史都没有问题,偷的钱也不过是三块几毛钱,而且当场被收回,因此批斗完了就放她回家。她流着泪跑回家,守在患病的儿子身边。连续高烧几天的小哈达突然乱喊乱叫起来,手脚乱舞,接着竟咬住了自己的胳膊。她吓坏了,费了很大劲让儿子张开了嘴,但儿子突然又再一次咬住了胳膊。她哭着,“咬妈妈,咬妈妈的胳膊……”她又一次让儿子张开了嘴,把自己的胳膊送进了儿子的嘴里。儿子咬住了她的胳膊就没有松开,小孩子尖利的牙齿深深咬进她的肉里。她流着泪喃喃着:“咬吧,儿子,把不争气的妈妈咬死算了……”过了两天儿子退烧了,她却似乎垮了。她见了人就红着脸低着头,从那以后她似乎永远抬不起头了。
  她儿子小哈达偷东西时只有六岁。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年公社举行那达慕大会,跟她家做邻居的几个女人从门市部里一人买了一盒雪花膏,是很小的蓝色铁盒的那种。她也带着儿子跟她们去了门市部,但她没有买雪花膏,她舍不得花那个钱。儿子大概是心疼母亲,或者觉得那小蓝盒很好看,就偷了一个女邻居的雪花膏。一盒雪花膏不到一块钱,但丢了东西的人总是很不高兴,而且很快就怀疑到了她头上,因为她有“前科”,还因为她也曾跟她们一起去过门市部。几个女人一起去了她家,让她拿出雪花膏。她当时很紧张,脸变得通红,不停地喃喃着“我没有拿。”几个女邻居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搜查,从枕头底下搜出了雪花膏。女邻居们倒没有太为难她,只是训斥她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几毛钱的东西也偷?她红着脸不说话,她的儿子却说,雪花膏是他“拿”的。其实他还分不太清楚偷与“拿”的区别。
  一个穷人,再加上自己和儿子都偷了东西,她在周围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会一落千丈。谁都有权利毫无顾忌地对她表示厌恶……
  南斯勒玛母子的这些事情是我上次去那里听说的。刚去我还不认识她和她的儿子。告诉我那些事情的人叫海里布,是一个老头,在生产队队部做饭。
  
  二
  
  上次我是骑着马去的。我先从旗里乘坐汽车到了公社,到公社又找了一匹马上路。落日时分,我走上一道高坡勒住了马。坡下边是一块不太大的草滩,一些牧户散落在那里。我数了数,共有九户。一点都不错,这里就是我的目的地。早晨我从公社出来时,有人怕我迷路,就给我详细地描述过这里的情况。那个人说,那里有一道高坡,坡下总共有九户,有土房也有毡包,其中有一座砖房是那里的生产队女队长乌德巴拉家。我现在所看到的跟那个人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草滩西边也是一道坡,那坡上有一处土房,那应该是生产队队部。我便朝那里走去。那里早有人等我,大概听到了我的动静,土房里走出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女人。我知道这个女人就是生产队队长乌德巴拉。公社的人给我讲过乌德巴拉的情况,她今年三十五六岁,五八年“大跃进”时就是全旗十大突击手之一,后来“学大寨”运动中又当过“铁姑娘队”的队长,“文革”初也遭到了冲击,但很快又复出,现在是公社、大队两级革委会委员,又是这个生产队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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