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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纪》采用编年体裁的原因及意义


□ 王经纬

  《汉纪》成书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关于《汉纪》一书的修订,依据史书记载乃荀悦奉汉献帝之命所撰。时献帝好典籍,“常苦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于是,荀悦就以《汉书》的《帝纪》为纲,兼收志、传、表的材料,将八十余万言的纪传体《汉书》改编成十八万言的编年体《汉纪》。
  荀悦在修订《汉纪》的过程中摒弃了由司马迁在《史记》中创制并由班固在《汉书》中沿用所谓“正史”的纪传体形式,转而归附到与《春秋》相似的编年体形式中。从现存史料记载来看,荀悦之所以放弃纪传体转而采用编年体,其原因是针对汉献帝的阅读需要。即:专门为了解决汉献帝“常苦班固《汉书》文繁难省”的问题,荀悦重新整合了《汉书》所载史料。他通过采用编年体形式,把原本复杂庞大的汉代历史浓缩到了一条以皇室更替为序的简明的时间轴中。从而编写出一部更加简明的史书来供皇帝阅读。
  然而,如果我们细细考察当时荀悦作《汉纪》时,献帝政权所面对的实际情况我们就不能不对以上说法产生质疑。当时东汉皇室早已处在风雨飘摇的情境下,在经历了董卓、李傕、郭淮等政治叛乱之后,献帝政权早已元气大伤。一直到庚申时迁都许昌才稍微有所好转。然而接下来汉献帝面对的却是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另一个强权曹操。迁都许昌不久便出现了“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献帝会仅仅处于《汉书》难读的目的让他的秘书监荀悦来另修一部简明汉史。因为事实上在编写《汉纪》之时,献帝政权所能动用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在《汉纪》的序中作者提到在建安三年,献帝命荀悦改编《汉书》,不仅给他提供津贴,而且让尚书提供纸和笔,让虎贲军提供誊抄员。可见汉献帝为了《汉纪》的修订几乎使用了他能调动的所有力量。可见,关于《汉纪》编写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删减《汉书》已保存其精华而已。通过以上分析,这个目的更像是一个被放在表面的官方理由。
  不难理解,在那样一个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时期,能够促使汉献帝动用一切可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编写史书的惟一原因只可能是为维护其政权,稳固其(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的)统治服务。而《汉纪》的编写也正是从这个隐性目的出发,最终成为了一部刘氏政权的官方宣传书。通过展示当政者过去的功勋和德行以证明其有权继续进行统治。我们从这一角度出发再去探讨《汉纪》之所以弃用纪传体形式而采用编年体便会发现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和意义。
  《汉纪》作为一部东汉皇室的官方辩护书,从历史编纂学考虑,如果仍然采用纪传体史书的合成方式则会显得过于复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一部史书在叙述和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所持的价值观上。在《史记》和《汉书》中,对某一单独事件的叙述会分别出现在书中许多不同部分,比如:“本纪”、“表”、“志”、“传”等。尽管“本纪”被看做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事情的核心框架,但是,其他各个部分还是半独立性的,并且每一部分的叙事都有其关注的中心。同时,编年体史书的记述方法是对某一特别事件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述。如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做的那样,几乎每个传记的主人翁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都得到了比较好的叙说。如:《史记》在书写项羽时便采用了其惯用的互见式手法。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将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面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其刚愎自用等缺点则被放在了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于是,传记里充斥着对传记主人公称赞性的叙述和评价,而对他不利的叙说则被编入另外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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