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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经验与历史资本主义


□ 卢 荻

  许宝强《危中之机——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重读布罗代尔》一文(载《读书》一九九八年四月),引介了近代世界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资本主义”(或世界体系)论述,提出这种论述对于理解所谓“东亚奇迹”的兴起与衰落,可以提供一个富有成效的分析角度,这一提醒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在具体应用到东亚经验上,却显得颇为勉强硬套。
  布罗代尔三卷巨著所提供的是一种论述而非理论,原因正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著作中虽然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近代数百年历史中的演化轨迹,即所谓各个“长世纪”的交互替代,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套解释这种演化轨迹的完整观念。许文也指出,相对于东亚经验研究而言,这一论述所给出的就只能是启示,而非可以即时应用的分析框架,更遑论具体的判断和结论。但是,当作者根据布罗代尔的论述大谈历史上几次资本主义重心的转移都是“各种复杂的军事、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历史因素影响下的结果”时,相信读者会问:那么具体到东亚兴衰,其成因又是什么?
  而且,作者对东亚研究中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和“儒家资本主义”三种学说的批判或否定,认为既然过去被说成是创造奇迹的诸种条件(政府干预,或自由市场,或儒家文化)仍在,却出现了年来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那就必然使这三种学说陷于尴尬境地,从而也就意味着它们无法为东亚的兴衰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也显得论据不足。至于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学说,将其立论基础归结为“将赌注全押在南韩、日本和台湾”,更是一笔抹杀掉有关论著针对东亚政治经济体制与经济表现的关系所做出的大量具体分析。
  许文否定上述三种学说的根据,更多的是来自作者对东亚经验的自己的、特定的论断,这种论断以两种方式表述。一是抽象的,宣称东亚经验其实是由世界资本主义的长周期所决定的,所谓上浪为兴,下浪为衰。取决于东亚在这种数百年来周而复始的结构性世界趋势中的“位置和机遇”,而与其自身的体制或努力无关。二是具体的,以一种三段式论述解释东亚经验,即六十至七十年代适逢长周期上浪时作为“世界工厂”,八十至九十年代面临长周期下浪时作为世界过剩资本的出路,再至近期终因投机泡沫的破灭而出现金融危机。应该说,这样的论断不是分析而是断言。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是东亚?凭什么位置和机遇可以使东亚在跟其他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竞争中胜出,成为世界工厂及过剩资本避难所?而作为世界工厂和过剩资本避难所跟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又是怎么一种关系?这些问题说不清楚,则剩下的就只有上述的抽象表述,也即是历史类比或勉强硬套了。
  在历史资本主义或世界体系学说的传统中,针对当前这个长世纪即“美国世纪”以及东亚经验的具体分析,阿尔利吉的《漫长二十世纪——金钱、权力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起源》一书应是最具代表性的。书中用于分析东亚经验的关键概念,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所谓“灵活性或固定性”。其意义大致如下: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灵活性或固定性都是利弊参半的,固定性在市场需求稳定的条件下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在需求急剧变动之下则会导致或是成本上升、或是无法攫取获利机会;另一方面,灵活性固然有利于企业依据市场需求随时调节生产,然而其代价却是较高的平均生产成本。由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演化轨迹,就表现为灵活性与固定性在不同条件下的妥协或交互替代,而这正是各个长世纪交互替代的最根本原因。
  按照阿尔利吉的说法,贯穿东亚战后数十年发展经验的最重要特色,正是这个地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而这又刚好是作为美国体制所表现出来的固定性的对立面。具体而言,东亚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在外部环境上是因为它处于冷战的前线,得到了美国在诸如援助和市场开放等各个方面的优惠,分享了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繁荣,在内部则是基于上述的灵活性而有能力向美国提供源源不绝的廉价产品。至八九十年代,尽管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东亚仍能凭借其灵活性维持高增长,这一方面表现为世界工厂从日本和四小龙扩展至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全区,从而能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成功地参与了世界经济长周期下浪中的金融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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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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