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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游魂


□ 吴 飞

  二○○二年,客居中国近二十年的加拿大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发表了《中国自杀率: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一文,正式向世界公布,中国的自杀率已达十万分之二十三(大约相当于美国的两倍);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年年底,费力鹏大夫又在回龙观医院主持成立了“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一时之间,自杀问题成为继艾滋病问题之后,整个世界关注的又一个中国问题。费力鹏大夫对中国所做的贡献,恐怕不亚于他的同胞白求恩大夫。
  首先吸引海内外自杀学家(suicidologist)的,并不仅仅是这么高的自杀率,而是在中国自杀的特殊模式: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妇女自杀,那么多农村人口自杀,那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自杀,而不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集中在男性、城市、中年人?这里面表现出的差距,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数字分布问题。自杀集中于男性、城市和中年人,都可以从涂尔干的经典自杀理论里找到依据,因为这些人群更容易遭受社会失范的冲击,更大程度面临现代性所带来的异化、孤独、疏离群体这样的问题。而现代社会中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这是使涂尔干的自杀理论,甚至于他的整个关于现代性的判断,都有些手足无措的现象。
  尤其让西方自杀学者感到困惑的是,中国的自杀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样至少有90%。如果说中国的自杀现象与精神病完全无关,63%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如果像西方精神医学那样把自杀与抑郁症紧密相联,这个比例又不够大。
  中国的自杀现象既不能恰当地归入涂尔干所讲的三种类型,又不太像是来自精神医学所讲的抑郁症,那么,这个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样的理论,能给中国的自杀问题一个社会科学的解释,从而可能找到“干预”或“预防”的入手点?
  有些自杀学家指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远比想像的多,63%这个数字源于错报或漏报。中国的自杀问题,和别国的自杀问题没什么不同,完全是一个精神医学问题。因此,普及和发展精神医学知识,是解决自杀问题的必由之路。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农药这种自杀工具极其烈性,很多本来应该归于自杀未遂的案例因无法抢救,而变成了自杀成功。其实,中国真正可以算作严格意义的自杀的案例并不多,是农药的烈性和医疗条件的恶劣无意中造成了自杀率高的假象。基于这样的判断,甚至有人敦促中国农业部改善农药的生产和储存。当然,更具有社会科学修养的学者指出,中国年轻的农村妇女自杀率高,完全是因为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性别歧视依然严重。
  就在自杀学诸公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正被困在华北一个拥挤的县医院的急诊室里,一边等待前来就诊的自杀未遂者,一边失望地翻看着他们的治疗记录。这是我对中国自杀现象的人类学研究处在最低谷的时候。
  在治疗记录的病因栏里,隔不久就可以看到“农药中毒”、“甲胺磷中毒”、“一六○五中毒”、“氧化乐果中毒”的字样。如果不是在夏天,所有这些都会是自杀案例;但如果是在夏天,那你就很难判断,这究竟是服食了农药,还是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不小心喷在了身上。虽然几乎每一两天就会有“喝药”的病人来到急诊室,但是,没有一个病因写的是“喝农药”或“自杀”。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区分“自杀”与“误喷农药”,或者说,为什么他们从来不把占所有患者三分之一以上的自杀者当作单独一类病人?费力鹏那里的统计数字,在他们这里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县医院的医生看来,自杀与车祸、天灾、事故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所负责的,只有洗胃。在他们这里,“自杀”并不是单独的一类事件。那么,这是不是因为他们不是精神科的大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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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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