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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突破


□ 段剑凡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受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总是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阐述和现实经济政策的注释上,并且,这似乎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虽然,在它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象孙冶方同志那样对斯大林的某些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探讨,但更多的是照搬照套。但在经济改革当中,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这里仅举一例。
  最近,我看了姜渔同志就按劳分配问题写的《政治经济学若干新原理》,很感振奋。这本书的第一成功之处,就是姜渔同志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前提出发,批判分析了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各种观点和现实,从而得出了一连串的新的结论。
  首先,作者分析了理论界把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原设想和现实分配方式混为一谈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所提出的按劳分配理论原型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计量劳动者的主体支出——劳动券——按劳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它的实现条件是“整个社会处于产品经济状态。”这就从根本上揭开了造成我国理论界观点不清的原因。
  其次,作者对“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的命题重新做了严格的剖析,揭示了在这个命题下所包含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重大差异。姜渔同志认为:在这一命题下所隐含的分配必然是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进行的。由此出发,作者批判了那种坚持按劳动者实际支出的劳动量进行分配的传统理论,作者称之为“变形理论”以及贯彻这种理论要求的分配制度。“在我国个人消费品分配领域里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来自实践,它要求按社会贡献、按劳动成果分配;一种来自变型的理论,它能够容忍来自实践的某些要求,并把这种要求看作是与按劳动量分配相一致的,从而尽可能地把这种要求纳入按劳动量分配的体系。其结果是,一个又一个来自实践的、新的、能够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分配形式,都逐渐出现了功能退化”。
  本书的第二成功之处是姜渔同志对按劳分配理论作了较完整的阐述。当前,理论界对按社会必要劳动分配的考察往往局限在企业这个层次上,姜渔同志则认为按社会必要劳动分配的必然性不仅是表现在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差别——而这个差别“不是劳动量的差别引起的个人消费品的差别。而是社会必要劳动量的差别引起个人消费品的差别。”而且表现在“本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与他企业劳动者个人利益上的差别,”即表现在劳动者的实际劳动支出与社会承认劳动量的不一致上。
  说明了按社会必要劳动分配的实质,就必然导致对整个分配体系的重新认识。
  作者认为企业内部的按劳动量分配,不过是企业内的劳动者们把从交换中按社会必要劳动分配得到的收益进行分配的可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劳动者的分配所得实际上是劳动者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支出份额,工人的分配是按社会必要劳动——即产品所实现的价值量来分配的。这种看法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现实生产关系的途径。
  在对社会主义工资问题的阐述上作者认为:货币工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配形式,体现的是按社会必要劳动分配,它根本不同于劳动券,因为货币工资本身就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关系。在工资这种关系中,等量劳动相交换不同于等价相交换,而社会主义工资实质上并不是劳动量的直接体现,而是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新创造的价值中,按一定比例从社会总消费品中提取的个人消费品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这里,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社会主义工资“在理论上,它与社会主义正常利润之间没有一条固定的界线。”可惜的是作者在这里没有对这一命题展开,而这一命题实际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
  在简单和复杂劳动的原理上,作者的创新集中地表现在对马克思若干论点的深化认识上。第一、是作者对抽象劳动运用了新的分析角度:“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劳动中所包含的同质的抽象劳动在数量上的差别,可以从内含量与外延量两方面加以区别。外延量是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内含量则只能用劳动强度或比重来衡量,”第二、是作者对脑力和体力的劳动结合列出了两个明确的比例关系,这就隐含了劳动计量摆脱以自然时间为单位的理论认识前提。作者指出:“任何劳动都是一定量的脑力与体力支出的结合,在这种结合中,脑力支出与体力支出具有一定的比例,同时,脑力支出与体力支出的总和与时间之间又有一个比例。”第三、是明确了马克思分析的角度:“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谈到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时,从来都是把它们放在商品价值关系中来加以论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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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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