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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


□ 刘维颖

  那一年初秋,我应当升入大二了。然而,因为“文革”,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搁浅了。我们被卷进了“轰轰烈烈”之中,经受着“史无前例”的精神炼狱的煎熬。
  炼狱中的我们以疯狂对疯狂,青春的文学梦幻当即变得一蹶不振。我开始做着抛弃文学的尝试,收集了各种版本的马列毛著作,硬着头皮阅读,从中摘录数万条语录,编成一册几十万字的《导师语录》。我制作了数不清的卡片,每天像虔诚的教徒般对着这些小纸头念念有词。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很快成为书写大批判文章的“好手”,而得到了“组织”的青睐。
  我被责成起草一份批判山药蛋派领军人物、当年曾是我文学之梦“最高标尺”的赵树理的大字报。内容好像是针对他在1959年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前后写给时任《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的两封信,以及当年他在中国作协“整风批判”中的一些言论。他在前一封信中说:“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他给陈伯达的第二封信好像是在庐山会议后写的,但并未发出。此信在前一信的基础上,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在解放以来的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不好说了。到1958年公社化后,更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云云。他列举一系列事例,说他在官僚主义、瞎指挥、浮夸假报面前简直不知该怎么办。他说:“这样的例证多到无法计算。”针对他这些“谬论”,中国作协组织了对他的“严肃批判”,批判期间,要求与会者读彭德怀的“万言书”,从“反面教材”中接受教育。而赵树理此时却又说:他自己也有和彭一样的想法,所以他“不敢看彭的那封信”。“关于粮食总产量的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中国的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讲真话。”“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
  我在那篇文章中,以一个贫困山区实际情况见证人的口吻言之凿凿地说:自从大跃进以来,那里的形势真是一派大好。“群众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每天都有无数人间奇迹创造出来。”“农民吃得好,穿得好。白面馒头吃不完,月月都换新衣穿。”在列举了大量“生动”的事实之后,我笔锋一转,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树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罪行,顺手拈来那一阵最时兴的两顶帽子给他戴上了: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二,与彭德怀遥相呼应,将攻击矛头对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紧接着,我又将他这些观点与小说《锻炼锻炼》等的创作联系起来,顺手又给他扣上了第三顶帽子:利用小说反党的急先锋。
  这篇文章后来被“组织”用二十多张粉连纸抄作大字报,张贴在山西大学校园中,又抄贴在了山西省作协院内。此后不久,我们中文系学生组织了对赵树理的揪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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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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