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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及其文化意义: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研究


□ 王海洲


被压抑的城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思维惯性之下,实质上是一个“去城市化”的过程。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在接管城市之际,它充分认识到城市管理是一个挑战。既然必须进入城市,为维持本色,就必须改造城市。电影《陈毅市长》就是对1949年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过程的一个符合主流价值的想像性再现。摄制于1951年的《我们夫妇之间》正面展示了农耕价值和城市伦理观的冲突,而摄制于1964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表述党的战士如何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保持自己的农耕价值观以及如何利用这种农耕价值观改造上海,当然,作为反证,电影也呈现了上海的半殖民文化腐蚀农耕价值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这也是当时制作这部影片的本意所在。
文本的呈现只是现实的折射,真正对现实产生影响力的是新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目的的城市改造运动。不可否认,城市的改造剔除了附着在城市身上的部分“污泥浊水”,但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城市改造降低了城市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力,计划经济完成了对个人生活用品的配给与生产资料的调拨,压缩了城市的消费空间,钳制了经济活力,对于个人利益的批判和忽视,也削弱了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创造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重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启动经济改革。农村的改革很快实施,并取得成效。但是城市改革,却是缓慢和谨慎的。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城市的经济版图中,除了出现一定数量的个体户之外,改观是有限的,中国城市的功能还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虽然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经济中心,但是那时经济还主要是依靠政治力量或者说行政力量来支配,经济的活力仍然受控于“计划”,其他经济形式是“计划”的补充,被乔治·西美尔(Gerog Simmel)奉为都市灵魂的“货币经济”仍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遮蔽在现实之外。当时的现实,城市仍然在“计划”的控制之中,人的欲望和人的创造力仍然没有得到解放,商品经济对人的心灵的冲击还没有触及灵魂,现代城市的主体面目仍然不清,当然,电影也就不能再现出东方特色的城市文化。

反城市化的两种视点

新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1992以后,中国城市走在超速现代化的路上,成为一个建构和摧毁同时并存的空间,都市民众的感性受到眼花缭乱的强刺激,民众正承受着强烈的远大于波德莱尔(Chades Baudelaire)时期的“震惊”(Shock)体验。在如此强烈的文化震荡面前,中国城市电影的制作终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城市的再现并不在于文本是否如实地反映现实,而在于文本如何创造出一个相对于现实的想像空间。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中国城市电影,没有过多渲染城市的繁华、浮华,没有展示消费给都市人带来的快感;当然,中国城市电影也没有以类型片方式叙写诸如发生在香港、纽约那样的城市罪恶,90年代的中国城市电影,多注目城市中的家庭、个体以及人的心灵,抒写个体面对都市的震惊,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调适或者是文化抗争,影片以精神层面的考量作为再现城市的入口,文本想像呈现出“反城市化”的特点。“反城市化”是从两个视点进入的,一个是第五代导演肩负历史使命的宏大叙事视点;一个是先锋导演的个体抗争式边缘视点。不管切入的视点是宏大叙事或是边缘,都是以人面对都市膨胀的震惊感受为前提,只不过第五代从人文思辨的角度书写都市应有的价值,试图以影像世界重建迷失的都市伦理;而边缘视点主要写个体对都市的抗拒与无奈,以及随之而来的厌世和自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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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电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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