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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三家村”


□ 邓乃刚

二○○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上午,我把刚刚得到的霍清安老师去世的消息告诉远在南昌的栾杏丽老师。她在那头哽咽着说:“完了,咱们学校‘三家村’最后的一颗星也陨落了!”这时,话筒差点儿从我手上滑下来。我一时无言,无法用语言抚慰我们师生此时的悲情……
“三家村”分别是指我们的三位语文老师:索让、霍清安、王浩然。一九六三年秋,我们从乌兰察布盟各个旗县考入集宁师范学校,担任我们这个年级语文教学的,就有这三位老师。当时,他们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个英俊潇洒的身影,妙语连珠的谈吐,吸引着满园农家孩子的崇拜。
当时的集宁师范学校,全盟近三十个旗县只有这么一所。我们的老师,大多是内地大学分配来的高才生,他们个个学识渊博,功底深厚。语文教研室的那些老师,更是富有文学家和诗人的气质。那时的霍老师,也就二十二三岁,索老师也不过二十六七,就在自治区、盟市以及全国的文学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霍老师在《草原》文学杂志上发表的随笔《听诗断想》,至今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教授我们语文,完全不像今天的中学老师,把知识分割得七零八碎,只是引导学生“格式化”地应对考试。我们的老师,是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上引导我们下工夫。比如讲小说,老师就引导我们怎样认识人物形象和人物细节,讲散文,重在分析它的意境和神似:讲论说文,则让我们找出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等等。他们衡量一个学生语文学得如何,主要看作文。作文课上,老师把题目在黑板上一写,然后提示三五分钟,就让我们自己写。两节课一到,老师就收卷,个个能写出千字左右的通畅作文。他们还把工夫花在课外,在全校学生中组织文学兴趣小组,编辑刊名为《半工半读》的油印校刊。六十年代是大饥荒的年代,我从一九六0年上初中到一九六五年提前一年中师毕业,早晨从未吃过早点,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孩子,从不知道“早点”为何物。然而,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孩子,却在学校的图书室里阅读着巴金,阅读着夏衍和曹禺。闻捷、梁上泉、孙友田等许多年轻诗人的作品,都是这些老师推荐给我们的。当时,我们这些高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能数出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名字,有的还能写出小说和诗歌。在这些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下,我们集宁师范学校出了许多文学爱好者。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仍然在文化战线做出成绩的学生,完全得益于当年诸位老师的教育和培养。今天,这样的好老师再也无处寻觅了。
“三家村”本来是指吴晗、邓拓、廖沫沙,因这三位老前辈以笔名“三家村”在当时的北京日报上发表“燕山夜话”专栏杂文,文化大革命前夕便被诬蔑为“三家村黑店”、“三家村反革命集团”。而母校这三位老师缘何也被打成“三家村”?是因为他们情投意合,有共同的志向,还是当时造反派的无知,随随便便胡乱地就给他们安了个名目?我始终不得而知。总之,当时的造反派是想斗谁就斗谁,一夜之间你就成了反革命,我们的老师都是些地地道道、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自然好多人都在劫难逃。一九六六年夏,我们这一届师范生已在各个旗县的乡村小学实习(实际上就等于参加工作)了一年,届时,回母校去取毕业证书。但是,当我赶到学校时,校园内,教室里到处都挂着大字报,我们的老师有的已被抓起来了。在铺天盖地、林林总总的大字报中,竟然还有我的名字。批判我的班主任注重培养出身不好、只专不红的学生名单中,就有我这一名。一个老师也没看见,到哪里去取毕业证书?都乱套了,有谁还能给你颁发毕业证书?毕业证书没有取来,我连一天也没有停留,就偷偷地逃离了母校。
自此,我再也没有回到母校,文革中几乎与所有的老师同学失去了联系。我所在的独人班小学位于乌盟后山的一个偏远山村,离公社所在地四十多里,每一个月只能收到一次、最多两次报纸,打电话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只有公社才有摇把电话机。因此,一切都杳无音信了。直到一九七七年以后,我才与母校的几位老师又有了联系。
最先联系上的是索让老师。我是工作了十二年后于一九七七年底又考上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九七九年夏天,为了把知青妻子办回北京,我回了趟乌盟。当时,我们那里第一拨知青返城的高潮已快过去了,妻这时已是旗里的公办小学教师,要退掉公职再回到原来插队的大队变成“社员”身份,才能办理回京。办这个“手续”,关键是旗安办(全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和文教局要肯放人。为了这事,我和妻子很是犯愁。路过集宁时,我的一位同学把我带到索让老师家里。当年花园式的母校校园变得破破烂烂,已经改成了集宁市第四中学。索老师一家五口就住在学校后面家属院的一间破旧平房里。索老师用后山家常饭蒸莜面来招待我们,饭桌上说起我们的事,他说他可以给我们旗委书记打个电话。这时,索老师已是盟报政文部的编辑,各旗县的书记们都希望盟报报道他们,因此索老师认识好些旗县的书记。索老师这个编辑的电话果然灵验,我们回到旗镇以后,妻便去找旗委书记。到他家后,先是碰到书记老婆挡驾,里屋的书记一听是索老师托的事,便隔着里屋的门大声说: “你回去吧,我已经和安办主任说好了!”就这样,连书记的面都没见上,妻转回头就去找安办,一路绿灯,连一个月也没用,到秋天我开学时,妻子和女儿的户口已办回了北京。虽然千千万万的知青都是通过各种渠道办回了北京的,但我们却是母校的索老师帮助走了一回“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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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6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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