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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友谈诗


□ 靳国君

  几位友人来电话,说读了拙作《却看东篱菊正香》,进而谈及诗歌创作问题。因本人没有专门研究,只就所见所闻所感,谈了一管之见,记录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却看东篱菊正香》是叙事之作,也是唱和之作。构思时,就想此诗不作空洞之词,不作口号之咏,不作矫情的“高、大、全”,而是写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有多种,故而典型性格也千姿百态,这是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其实诗歌的题材和内容是应当多样化的。

  过去的年代,“题材决定论”影响甚广,似乎诗歌就应当写政治,写斗争,写革命,而除此以外是不足取的。其实这违背了文学创作规律,也违背了诗歌创作规律,也与我国两千多年的优秀诗歌创作传统相背离。“诗言志”,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中,是诗歌一种功能的精辟概括,不过毕竟不是全部。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草木鸟兽之名”。这是说诗歌的多功能。写诗者总是抒写自己心中的所思所感,即“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不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感情,是写不出好诗来的。

  唐代诗人白居易认为诗歌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写出的《卖炭翁》、《琵琶行》即为此类之作。杜甫的《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三吏”、“三别”等传唱古今的名篇也是在“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这些作品都是叙事诗。感世叙事,叙事抒情。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年代,诗歌是炸弹,是旗帜,是战鼓,是号角。这是时代的需要,是时代的主题。在当今,旗帜和号角仍然是需要的,抒写时代精神是主旋律,同时人们也需要写景状物、托物言志、藉物抒情、感世叙事、睹物思人、交往唱和之作,以心灵的共鸣慰藉情怀,并获得美的欣赏、美的情趣和美的享受,从而提升自己的欣赏高度和精神境界。齐梁时代的钟嵘在《诗品序》说“若乃春风春雨,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感诸诗者也。”他还写道:“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钟嵘所论,与诗歌创作的客观现实和读者的需要相合。我想,好的诗歌总是在吟咏之间体现诗歌的教化及其它各种功能。

  诗歌的形式也应当是百花齐放,这一直是诗作者们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同志1 957年致臧克家的一封信中说:“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题材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旧诗是指近体诗,即唐及唐以后的格律诗。平仄韵的要求和对仗的句式,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的文人来说,不是什么束缚,对他们来说是得心应手。因为他们和以前年代的文人从小饱读诗书,对音韵学了如指掌,他们写格律诗就像今人写自由诗一样,可以自由地挥洒,格律与韵脚又可中规中矩。不过对今人来说,这很难做到,况且古今音韵已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大学的中文系大都讲诗词格律,还讲音韵学,同学们听过这些课之后,都有难学、难写、束缚思想的感触。故尔,好多喜欢诗词的同学,在写作课中绝少去碰格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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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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