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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民族概念界定的困境与转向


□ 郝亚明

  民族概念界定面临困境是学界的共识,剖析困境形成的缘由有助于摧进对民族的认识。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普世性,并未能消解这种共同体在与特定时空结合过程中所产生的广泛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理论视角的竞争和意识形态的掺和又增加了民族概念界定的主观性与建构性。时空、理论视角与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使得传统的民族概念界定方式陷入困境,从全景式界定向类型化界定转向不失为一种可能的理论选择。

  关键词:民族概念 全景式界定 类型化界定

  作者郝亚明,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

  民族概念的界定,对于民族( nation)、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的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作为学科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概念之一,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相关学科均对如何界定民族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然而,众多学者长期的努力并未能平息这一领域的争议与分歧,相反,层出不穷的定义、理论和视角却使得民族成为“本领域最成问题和争议最大的术语”。正视民族概念界定所面临的困境,剖析困境背后的影响因素,可以有效推进对民族的认识和理解,并有望在此基础上为科学界定民族提供新的可能。

  民族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群体组织形式,因而理解民族就成为理解人类社会中诸多现象的基本途径。民族作为人类“类生存”的基本形态,人们对其既熟悉又陌生。一方面,人类的每个个体都从属于特定的民族集团,并以民族成员的身份参与社会生活;而另一方面,相对于其重要性而言,人们对民族认识和理解的一致性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正如法国著名学者德拉诺瓦所言:“民族是存在的……但并不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人们在有关民族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与分歧。在理论上,人们为民族的判定标准、民族产生的时间、民族的基本属性而争论;在实践中,人们为特定群体是否属于民族,不同层次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界定等问题而斗争。

  作为“政治词典中最令人迷惑和最有倾向性的术语之一”,对民族进行界定是困难且有风险的,然而“民族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认识和理解民族现象而言却又是不可回避的挑战。虽然有一些学者避免对民族进行明确定义或选择模糊化处理,但是更多的学者为了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仍然尝试给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定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已有的民族概念尽管数量众多、观点各异,但基本上可以按照关注点区分为“客观标准派”和“主观认定派”两种研究理路。其中前者强调民族形成中的客观因素,如血缘、地域、宗教、语言、风俗和制度等,后者则强调认同、情感、想象、行为及其他精神性因素在民族形成中的作用。这两种理路的定义都涵盖了民族的一些根本特质和重要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着自身致命的缺陷。马克斯·韦伯曾指出,民族的纯粹“客观”标准总是不能包含某些民族,而“主观”的定义总体上又太过宽泛。此外,客观标准还容易使得民族定又失去了“解释民族差异的功能”,而主观认定的极端更是有可能把民族定义导向“唯意志论”。霍布斯鲍姆因此认定,“无论是民族的主观认定或客观标准,都不尽令人满意,反而会误导大家对民族的认识”。

  民族概念的界定之所以争议不断、分歧丛生,毫无疑问是因为民族是一种极端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德拉诺瓦使用了“有机的与人工的、个体的与集体的、普世的与个别的、独立的与依赖的、政治化的与非政治化的、超验的与功能的、人种的与公民的以及连续的与断裂的”这样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维度来阐释与界定民族,以强调其对民族复杂性和微妙性的认识。理论的分歧与现实的争议突出而集中地体现在民族概念界定的问题上,民族的复杂性使得许多著名的民族研究者对能否科学界定民族持否定和悲观的态度。白芝皓说:“实际上我们很难清楚到底民族是什么,也很难给它一个简单定义。”休·希顿一沃森写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德拉诺瓦也沿袭自己一贯的辩证与审慎的态度,认为“民族概念模糊、丰富而多样”,主张开放性与相对性的民族定义。而霍布斯鲍姆则更是断言:“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

  民族概念界定上的争议与分歧并不仅仅局限于西方国家,它同样也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长久以来,汉语“民族”概念始终是困扰国内民族问题研究领域的一大学术难题。中国学者关于民族定义的探讨与反思,对民族及相关概念的辨析与争论历来就是相关学科的核心议题之一。“如何确认民族概念的基本内涵,明确民族的定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民族和民族关系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民族”作为一个近代引入中国的词汇,对国家的历史进程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建国以来,学界对民族概念的界定一直在持续,并受到理论与现实的双重驱动:一方面是西方民族、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冲击(如“族群”概念的引进),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理论与民族实践之间的冲突(如斯大林民族定义对中国民族现实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研究工作吸引了多学科和大批学者的参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在民族概念问题上就形成了六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大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丰富了中国民族理论的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民族概念界定问题上争议与分歧的持续存在和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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