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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渠家三姑娘的机缘


□ 段成荃

我和渠家三姑娘的机缘
段成荃

渠家三姑娘就是祁县东街渠家大院旺财主家的三姑娘,山西名人渠本翘先生的妹子渠本英。本来我和三姑娘无论家世、年龄都是八竿子都不能探上的,能对她有一些了解,和她有一些交往,那还是“文革”时的机遇和缘分。“文革”中,三姑娘从首善之地的北京被“发配”到我村改造,一改造就是六七年,于是我就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可能。
公元1966年和1967那两年,城里红旗、袖章晃来晃去一片红,传单、大字报飘来飘去一片白,人们都疯了一样闹腾,被认为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都纷纷往农村赶,据说是到农村接受改造。于是,城里通向农村的路上,一两个胳膊上套着红袖章的趾高气扬的学生,押着脖子上挂着纸牌、写着各种名堂的灰溜溜男女,就成了当时的一道风景线。三姑娘就在那年挂着写着资本家的纸牌,跟着两个“卫兵”扭着一双小脚蹒蹒跚跚地被押着到了我村。
那时,“牛鬼蛇神”都是往老家赶,三姑娘为什么会被赶到我村,其中原因只有内情人才知道。以我想,大概因为我们朴村当时是全县有名的穷村、落后村,人家认为有利于改造吧。
红卫兵把三姑娘押到大队部,支部书记看了看,问了一下情况,就有点发愁,这要吃,要住,不能劳动的主,明着是包袱,无亲无故的偏要塞到这里,心里就不由骂开城里那些鬼们,面子上又不敢和人家顶牛,没办法,只得和学生们办了手续,接收下来。书记和其他干部研究后,把三姑娘安排到家里只有老两口的双锁院里,让他们照应点。这样,三姑娘就在我村落户了。
那一二年,年轻人听说没听说过的本村人被赶回来的少说有十五六个,本来多赶回一两个也没人太注意。三姑娘不是本村人就引起村里人们的注意,后来听说她是城里旺财主的三闺女,那就更充满好奇了,三三两两去双锁院里看祁县名声赫赫的旺财主的女儿是个啥模样。一看原来就是个一副可怜相的瘦小老太太,出来就不免“咳咳咳”,“呀呀呀”,“吆吆吆”一气。人们都不知道三姑娘的大名叫渠本英,也不知道按农村的习惯该叫个什么嫂,于是就有人叫三姑娘,后来就叫开了,三姑娘就成了六十多岁的渠本英老太太在我村那段时间的特有称呼。

双锁只有个女儿,在外面工作,家里就他老两口。双锁旧社会是买卖人出身,家里院里干净得不见一草一尘,他女儿就说他把儿子也打扫没了,按说三姑娘住在这里干净、清静,条件够不错了。吃喝倒是没问题,入了生产队的户就有你一份粮菜,好好坏坏不需发愁锅里没东西。可是,她好歹伺候不了那灶火。我们村灶火是砖砌的台式火,烧的是阳泉煤配土和的煤泥,三姑娘看不了火,也和不了煤泥,双锁老婆教她几次,但和煤泥不是配比不对,就是搅和不匀。双锁老婆帮她把火生着,三姑娘不是做饭起不来火,就是忽啦啦地捅下去了,往往一两天,甚至不过夜就熄了,弄得自己手忙脚乱,腰疼气喘,脸灰手黑,也只能或生或熟地瞎胡填饱肚子。时间长了,总帮她和煤生火,而且刚生着就熄,不免让人烦气。双锁老婆倒是个热心人没计较,可双锁脾气又嘎又怪,当初就不大想让她在自家院住,现在麻烦一大堆,嘴里就花花样样地骂,骂得自然就是具有时代特点的“资本家臭小姐”、“剥削阶级”、“财主婆”、“没用的废物”等等名堂。没几天,一见老婆帮三姑娘就瞪眼,口里还不干不净的,后来就干脆不让再帮忙了。三姑娘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危机,每天看双锁那张充满鄙意、怒气的柿饼脸,肚里饿着,心里惧着,活得自然谈不上高兴。实在没办法了,只得去找支书。
三姑娘怯怯地到了支书家,嗫嚅着把情况说了,要求重找个地方。支书立时就有火:还让你劳动赚工分?你连自己的饭也做不了,村里倒霉来你个财主婆,有啥用?骂了一气,也不理她。三姑娘也不敢吭声,可怜兮兮地跟着支书就是不走。支书见打发不走,想了一气说:狗熊老汉一个人,不行你就和他到一个院里,和他一起吃饭,好照应你。三姑娘听了脸就有些白,一连说了三个不。支书又有点火:是让招呼你吃饭,又不是让嫁给他!三姑娘不敢再吭声,就是坐着不走。没办法,支书让找来她所在的四队队长商量。队长想了个办法,让住到寡妇牛嫂家,让牛嫂帮她看看火,做做饭,每月给牛嫂三块钱。一去商量,牛嫂愿意,三姑娘也说行,于是三姑娘就住到牛嫂院里。牛嫂为人心善,不把她当改造对象,倒是看她可怜处处关照,三姑娘的生活总算安定下了。
后来,就有人逗狗熊老汉说:啊呀呀,你好有福分,差点就成了旺财主的女婿。
生产队也让三姑娘参加过劳动,那时她刚到我村,正好是秋天,队长就让她到场里去剥玉茭。三姑娘到打麦场坐在那里就围了一圈人,看她咋干活,热热闹闹就像围着看耍猴的。三姑娘不知道要先用火柱或者锥子捅开个道才好剥,就是用手从边上一颗一颗往下剥,好半天才抠下一颗,人们就嘻嘻哈哈笑个不停,更弄得她苦着脸不知所措。后来,才有女人们把捅了道的玉茭给她剥,她还是只能顺着道一颗一颗剥,一天剥不了三两穗,没两天她的手就磨得红红的往外渗血。三姑娘自己一天剥不了几穗,倒是一群女人围着她问这问那,插科打诨,一片红火热闹。三姑娘倒不敢乱说话,只是尴尬地默默剥玉茭,可队长见影响干活,气得把妇女们臭骂了一通,就让三姑娘不要再来了。从此,队里就再没让三姑娘参加劳动。她就每年交上四十多块钱,把队里该领的粮、菜、油、棉、瓜之类东西领回来,当了当时叫投资户的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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