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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与政治哲学


□ 柯 岚

  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这位从不自认是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主义者,和萨特同为“二战”后一代法国青年的精神导师。他因为“透彻而认真地阐述了当代人的良心问题”,而被授予一九五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加缪作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的声名,掩盖了他首先是一个哲学家的事实,尽管他更多地是用艺术的体裁而不是严肃抽象的论证来探讨哲学。
  加缪的作品揭示了现代人无法挣脱的巨大的荒谬感。荒谬是世界的不合理和人生的无意义,人对永生的渴求和对世界统一的怀念,永远都被生存的有限和现实的无理性阻断,因而成为徒劳。人不仅仅是在遭逢离乱和不幸时,甚至是在习已为常但又枯燥无味的日常琐事中,都会感受到世界的密闭无隙和陌生,仿佛自己是被流放到茫然无路径的生活当中。“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在加缪的笔下,无论是默而索在海滨沉闷而炽热的气息中用枪声叩开的苦难之门(《局外人》,一九四二),还是里厄医生对鼠疫会在未知的他日卷土重来的深深隐忧(《鼠疫》 ,一九四七),或者是克莱芒斯因为自责见死不救的往事而终生逃脱不了的无影的笑声(《堕落》,一九五六),都以惊心动魄的力量再现了人生的苦难与悖谬。
  加缪哲学的主旨即是要为现代人在荒谬的困境中创建一种新的道德,重新肯定人类生命的价值。他在《西西弗神话》起首就说道:“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本身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承认生活的荒谬,似乎必然要导致自杀的逻辑结果。加缪告诉我们说不是,自杀只是回避而消除不了荒谬,唯有直面荒谬世界的反叛,才能使生命真实。加缪后期的哲学随笔,就题名为《反叛者》(一九五一)。
  反叛既是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维护,也是对他人生命价值的尊重,换言之,反叛者是对一切人共有的尊严的捍卫。“反叛在原则上限于拒绝受辱,而不为他人去求屈辱。”正是在这一点上,加缪与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他也因此而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反叛不同于革命,反叛自身就包含着限制。“一个奴隶主遭害,反叛者便无资格说人类的共同体,而反叛者正是从这种共同体中证实自己无罪。”反叛要时时遵循适度的原则,要把绝对的人道主义精神贯彻始终,加缪认为革命就缺乏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革命反对奴隶主压迫奴隶,但它又鼓励奴隶转而把原来的奴隶主变为自己的奴隶,而“反叛者不会污辱任何人”,“他不仅是一个反对奴隶主的奴隶,也是一个反对奴隶主和奴隶世界的人。”加缪因此而对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系统的曲解,“奥古斯丁学说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混合实际上确定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
  加缪的反叛哲学,是把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暴力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的结论。《反叛者》一书的出版,被萨特称作是加缪完成了一场“热月政变”。加缪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在他的反叛哲学中化作了“红十字会式的道德”,给他的创作生涯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尾。无政府主义工团运动通过他的阐释又以哲学的面目复活了,他甚至丝毫不讳言他的理论具有某种机会主义的性质,“历史不再被树立为信仰的对象,它只是一种机会,问题是要通过警惕的反叛使这种机会变得频繁起来。”他背离了他早年的共产主义信仰,远离了现实中活生生的弱者反抗强者的斗争,用抽象的是非号召人们放下武器、人道地对人、只要口头地表示反抗以等待机会,他真正变成了一个人类正义事业的碍事的局外人。这是一种多么令人痛惜的讽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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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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