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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遗产


□ 张 宁


  一个星期前,雅克·德里达离开了我们,留下巨大的悲痛、无名的轰响与无限的寂静。他走了,留下那篇充满痛苦与热爱的遗言,留下了一系列的专号、书籍,留下了许多来年的计划和允诺,还留下了《纽约时报》上那种公开与暗地里的怨恨与诋毁。他走了,像凡人一样走完了他有限的七十四年生命,那些照片,那些录音,那些纪念文字,所有他留下的印迹都在告诉我们,那双不安的眼睛,那个不停思考的大脑,那双不断写作的手,那个有时沙哑却不知疲倦的声音永远不再,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的七楼不会再亮起他办公室的灯光,Raspail 105号阶梯教室外不再能停泊他那辆白色的小雷诺,Balzar咖啡馆不再弥漫他留下的烟灰遗香。他走了,走得匆忙,可是他留下了远远超越他肉身的巨大财产,一笔无价的精神遗产,面对它,赞成和反对他的人都将无法简化也无法回避。
  德里达辞世的当天是星期六,法国周末没有报纸,所有电视台都在周六的晚间新闻中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法国文化”电台在周末的两天中不断地重播着他的讲话录音,他作品的片段。周一《解放报》头版全版照片上写着“解构者德里达:以解构概念闻名于世,国外最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周六逝世,享年七十四岁”,纪念文章占用了七个版面。《费加罗报》用了两版,标题为《德里达:让美国人爱上哲学的人》,显然有点天真的自大。中午出版的《世界报》出了十个版面的专号,头版左上方的介绍标题比较中性:《德里达之死》。十月十四日出版的《新观察家》周刊在“事件”栏中发表了三篇文字:《德里达传递的信息》、《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最后的马翰(即新异教犹太人,中世纪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
  正在中国为法国文化年揭幕的希拉克总统发出唁电说:“由于德里达,法国为世界贡献了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是我们时代知识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总理拉法兰说:“他是一个深入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人。”社会党书记布飞说:“这个不知疲倦的思想者,以他拒绝让步的写作不断带给我们观看这个世界,观照哲学的崭新视角。他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对价值的承担,使他成为这一代哲学家的最后代表,他们不断质疑这个世界的进程,揭下它的种种面具”(《世界报》,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怀疑者,解构者:独立思想的坚定捍卫者
  
  德里达一九三○年七月十五日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一九四二年,十二岁的德里达由于法国维希政府突然宣布取消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法国公民资格,而被迫辍学两年。这段被剥夺公民权与受教育权的经历,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创伤可以说伴随了他的一生,也构成了他思想工作的原动力。在《世界报》所做的最后专访中他这么说:“那些使我变成‘独立战争’前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犹太人的偶然经验也具有很多特殊性,即便在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当中也很特殊”(《我在与自己作战》,《世界报》,二○○四年八月十九日)。他思想中那种怀疑精神,那种捍卫差异性与独特性的坚持都与这段经历相关。在《平行侧道》中他写道:“我问自己我如此经常的旅行难道不是因为我总是被学校开除的缘故。我从别处来,别处。”他高师预备班时期的友人说:“雅克永远带着一种超前的伤痕”(《德里达传递的信息》,《新观察家》,二○○四年十月十四——十八)。
  一九四九年,他来到法国,开始了他精神成长与发展的历程。然而“高师人”的牌子并没有减轻这种“外来者”与“边缘者”的内心感受。由于他发表了关于戏剧家阿尔托的文字而失去了索邦大学的教职。这位在世界各地荣获名誉教授与博士荣誉的教授在法国本土却没有获得这样的礼遇。直到一九八四年,他才开始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博士导师的生涯。他没有进入法兰西学院。这些在法国本土的遭际并没有挫败他的怀疑精神和不懈的解构思想工作。一九六七年他三部著作《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不仅奠定了解构思想家的地位,而且使他的解构思想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美国学界的关注,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思想历险。如果说战后法国思想史可以定位为德国思想的法国阶段的话,那么,福柯、利奥塔、德勒兹、布迪厄与德里达这一代人在美国的遭遇可以说是美国思想界的法国阶段。
  三十七年来,他出版了近六十多种专著和数不清的文本、讲演、访谈。“解构”也成了体现与总结这笔遗产的关键词。一九六七年,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论文字学》中,“很快它就成了德里达所进行的哥白尼革命的令人费解的旗帜”(奥德·兰瑟林:《一种激进思想的五个关键词》、《新观察家》周刊)。德里达认为面对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既不应采取尼采式的摧毁态度,也不应采用天真遗忘的方式,而应以解构的方式,寻回那些被这种传统遗忘了的东西。他认为解构既不是一种可以武断进行的随意工程,也非一种悬置的立场,解构是一种总是已经在行动中的持续过程。西方哲学是奠基于能够把握意义的可能性预设之上的,自认能全面揭示意义从而获得“绝对知识”的幻像在他眼中正是西方知识传统的盲点。他的解构工作就是不断地去发现这种盲点所造成基础的缺失及其具有的矛盾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从语言学开始的解构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关涉政治伦理的思想实践。它要求人们在面对既定“知识”、传统、遗产、制度、观念时不应盲从,应当通过批判性的转化重新继承,并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做出每个人应有的伦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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