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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自飘零水自流


□ 李国文


李国文:新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短篇小说集《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等。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近年致力读史随笔和散文写作,著有《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等。其小说较早地以时空交错的宏大结构反思“文革”历史,反映改革开放;其随笔谈古论今,犀利辛辣,深受读者喜爱。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么?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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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2004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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