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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基于对原典的理解


□ 修海林
近期读到杨善武《(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生律的确定性》一文。该文有三个部分,而第二、三部分是全文阐述的重点。第二部分主要谈对“古代文献中的上生、下生”问题的理解,其中强调对于《吕氏春秋》有关三分损益生律文字的理解,“其实质内容即如《宋书·律志》所言:‘凡三分益一为上生,三分损一为下生。’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的解释。”并提出“真正需要注意的,倒是在于‘上生’、‘下生’这两个词语的表述角度和今人的不同理解。”与此相关,文中以朱载堉《律学新说》中的“隔八隔六相生之图”为例,提出“古人基于竖行书写习惯将十二律从上至下排列,他们的上、下概念是指竖行书写方位的上下,而非指音的高低”,“古人论律有其特殊的角度,这就是着眼于竖行书写的位置上下,正是由这种角度出发形成了‘上生’、‘下生’的概念”这样一种新的理解思路。第三部分则是由这样一种新的理解思路,进而对“《吕氏春秋》先益后损生律的求证”做进一步论证。杨善武的文章为这一问题的争鸣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但是,《吕氏春秋·音律》所讲的“上”、“下”,其本意究竟是“指竖行书写的位置上下”,还是另有所指,这正是需要“基于对原典的理解”来了解的。
  
  一、《吕氏春秋》的“阳上阴下”观念制约着十二律“七阳五阴”观念
  
  关于《吕氏春秋·音律》所讲的“上”、“下”究竟为何意,其实答案就在《吕氏春秋·音律》中。《吕氏春秋·音律》一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讲十二律的生律次序,并且明确说明了十二律中的“七上五下”。这一部分文字因常被引用,此不赘述。 第二部分讲天地之气如何生十二律,其文字为:
  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
  第三部分据其“月钟其风”的观念,陈述以十二律命名的诸月,在农事、政事方面呈现的特征:
  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尽,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滞。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而农民无有所使。太簇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德去刑,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侠,本朝不静,草木早槁。
  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夷则之月,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南吕之月,蛰虫入穴,趣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无留狱讼,以亟以故。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修剐丧纪,审民所终。
  我们可以看到,在《吕氏春秋·音律》中讲的“天地之气”,其实就是充满天地的阴阳之气。正如《吕氏春秋·大乐》中已经清楚地表达的:“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同篇又说:“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将《音律》、《大乐》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到,所谓“阴阳”,即天地阴阳之气。所谓“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即具体的呈现方式,这也正是《音律》篇中陈述和概括的、以十二律命名的诸月在农事、政事等方面呈现的基本特征。其中由“黄钟之月”讲到“蕤宾之月”,是谓七个阳律之月;由“林钟之月”讲到“应钟之月”,是谓五个阴律之月。若言“阴阳变化、一上一下”的关系,一般而言,天地之气,阳气在上,阴气在下,但其间又有生发、留滞以及转换和变化。从上引《音律》有关文字看,“七阳五阴”在十二律排序上的分组区分是明确的,而《音律》篇中明确讲的“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正是其“七阳五阴”及“七阳为上、五阴为下”观念的明白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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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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