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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


□ 高建国


  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顾准生前对东西方文明史、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孜孜不倦进行全方位探源研究,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向何方去,中国将建成怎样的现代化国家,寄予悠深的关注,怀有巨大的忧虑。这种以求真知为至高宗旨的忧患意识,与他曲折的人生经历有关。
  顾准于清朝帝制被推翻后第四年,降生于上海一个新移民家庭。他在以英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当小学徒时,便强烈感受到中国陷于新旧观念、东西方文化夹击下的尴尬与幸运。而当祖国被日寇铁蹄践踏时,他又从早已许身的欧美会计学,转而信仰从苏俄传入的马列主义,矢志为苦难同胞建立一个理想国……特殊的人生际遇,造就了他终身一贯的爱国情怀,也造就了他多元复合的学养结构与心智系统。因此,他特别能感受梦想腾飞的祖国那颗因煎迫而滚烫却时时失速的心。
  一九五六年,中国引进苏式计划经济刚四年,顾准便敏感地发现,这个新体制缺乏科学性,阻塞了商品经济血脉,对新中国发展不利。顾准先在日记中对计划经济发起连续批判:“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是离开……价值规律的空东西”。继而公开撰文指出,新中国如要达到经济现代化,必须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实行资源有效配置,与人类公共的价值尺度接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一九五七年五期)。顾准这一出格的经济思想,曾推动他的老友孙冶方提出要重视价值规律学说。
  顾准虽为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当年却成为我国惟一两次戴帽的“右派”。不断升级的政治批判,逼迫他将研究重心从经济转向政治与文化。
  顾准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他一九五六年便曾反思,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过于“单纯”——思想本不丰富,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简单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他曾为此大声呼吁:“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顾准文存》,中国青年出版社二○○二年版,第三卷,93页)。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与晚清的“自改革”流血也难有成效,事虽不类,病脉有似。
  顾准潜心研究希腊城邦制度,便是要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
  顾准针对那种希望通过“大跃进”与“文革”,推行类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建成色彩杂驳的“公社”体制,实现终极理想社会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以极大热忱赞许的巴黎公社,是为法国大革命还愿。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不幸具有一个致命伤:“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这样,罗伯斯比尔就是取胜,“自己会变成拿破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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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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