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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质感地书写“张思德”


□ 刘 恒 尹 力


谭:确定立项的时候,关于创作只有“张思德、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个字,而关于张思德老三篇之外没有多少详细的东西,这可能给剧作提供的东西少,但是从另一方面讲,这样的创作是不是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刘:也可以这样说,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实际上最初面临课题的时候,它们的难处永远是一样的。
谭:在酝酿过程中是怎么去建构和支撑起这部作品的结构?
刘:主要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经历。写小说,里边肯定要有人物,肯定要传达我的思想,我怎么样生动地把它交到读者面前,这个永远是几率的问题,不因为额外而减少难度,也不因额外而增加难度。
谭:但创作的过程中总有一个“坎”,就这部作品,您是怎么迈过这个“坎”而迎来豁朗开朗的局面?
刘:尹力肯定有体会,写小说更依赖的还是灵感。这个题材在处理过程当中,确实有灵感闪现。举最简单的例子,张思德跟小孩的关系,是我一天起床的时候,突然有了清晰想法,我赶忙跟老婆说,快拿铅笔,就迅速把这个事给记录了。
类似的灵感还有毛泽东做报告、张思德滚轮胎。毛泽东后来送了一双鞋给他,其实,轮胎也是毛泽东行走的鞋,毛泽东做报告和张恩德滚轮胎平行剪辑,都是写到那个地方才闪现出来的,这段有韵味的段落确实是灵感的闪现。
谭:但这些都是细节的处理,大的架构是什么时候确立的?因为大架构确立了,很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刘:我们一直在交流,包括领袖跟手下人的关系,应该怎么样处理更和谐?如果毛泽东的戏太多,肯定有问题,而如果延安表现太直接的话也会对这个主题有妨碍。我最主要的交流对象还是尹力,我们一起去了延安,到延安之后转那些革命遗址,看资料,我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之行才把架子结构起来了。
尹:那个时候留下的影像、图片没有彩色记忆,黑白片很快就能直接带人到那个年代了。刚开始说拍黑白片时我还认为技术问题有些麻烦,刘恒说你得坚持。结果跟主创们一说,大家都很兴奋。影像表达上的冲动,把每个人的内心都唤起来了。
我们主创人员在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看了3个多小时那时期的纪录片素材。大家真的被感动了。
刘:实际上看完那些纪录片之后,就是找到了咱们这部影片的魂。当时我们在那儿感慨,那时他们怎么那么有劲?有些我们在电影里还原了,比如在河滩上跳俄罗斯舞。纪录片中的那个场面看完之后都傻了。
尹:后来查阅史料,原来跳得比这个还邪乎,俄罗斯大量的歌曲都被改编成中国的抗日歌曲。
刘:这种感动不是盲目的感动,因为你知道那时经历过很多挫折,但是他们仍然让你感到那种富有朝气的精神状态,这就是民族精神里很珍贵的那一面。纪录片中的这种状态反过来又触动着我们的认识。到延安之后,我们又发感慨,为什么这么弱小,在这么偏僻、孤陋的一个地方,最后能在全国成就了它的事业,凭什么呀?但要论物质条件,简直太差了,看纪录片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到现场一看比纪录片感觉还要强烈。
反观现在,就是国家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那时相比都不算什么。延安那么艰苦的环境,没有精神和信仰支撑的话,再坚强的主观世界也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都比你强大得多。稍微脆弱一点就崩溃了,但他们就这么咬着牙在那儿顶着。
谭:捕捉到所要表达的核心,但是怎么样把这个核心通过艺术的真实以及人物的生活还原出来.怎么达到影片中那种质朴的生活质感?即怎么样把张思德这个人物丰满并平实地创作出来?
刘: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跟尹力在旋转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会看到延安宝塔,一会又看到了别的遗址,边吃边摸索。
尹:坐在那儿,脑海中都是60年前的景象,虽然现在那儿已经灯红酒绿了。
刘恒在写张思德的时候,关注的是完全不起眼的人。作用到个人身上还是体现这种精神,没有局限在写张思德传记片,没有拘泥于好人好事。
刘:那时延安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有各种冲突,这些信息,在记录延安历史时不可回避,但是在创作时,艺术作品的目的就是创作者的最高目的。当选定这个主题以后,必需沿着主要的道路达到目的,所有妨碍的那些枝权必需砍掉,要遮蔽妨碍主题表达的信息。你要说为什么没表现那个,为什么没写毛泽东跟王明怎么斗争的,为什么没说知识分子来了以后有什么失望情绪……但是因为主流状态就是这个,我们欣赏的就是他们光辉灿烂的一面,我们表达的也是这一面,我们通过仔细的筛选去达到这个目的。
正常的人都知道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正常的人还得有一个判断,看艺术作品可以被感动,但是不能说艺术作品展现的艺术真实完全代表对生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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