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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服饰


□ 刘 芳

内容摘要:汉族本身是民族与文化融合的产物, 汉族服饰对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功不可没。服饰的融合促进了“文化国度”的凝成,服饰的变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关键词:汉族服饰民族文化融合

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也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前身,被称为华夏诸族,从这个称呼上我们可以知晓汉族本身即是一个民族与文化融合的产物。汉族自古就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有着融合的传统。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认同,从来不讲血统,只讲文化。民族的定义是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观察民族形成的历史,形成民族的首要条件就是以血缘(血统)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瓦解,因此民族的根本性和认同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文化。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夷狄还是华夏,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所习用的文化。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郢,西夷人也。”更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这里的“变”是“改变”的意思,就是要用华夏的文化礼仪制度来改变四夷的文化礼仪制度,把四方之民纳于华夏文化之下,化“夷”为“华”,也就是主张民族同化融合。
中国古代历史的事实是:军事上的征服者经常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无论是和平地进入,如一般的移民,或经商、游猎,还是军事征服,到最后全部被汉族所融合了。这种融合包含了从思想到行为习惯的全面改变、全面汉化,而汉族服饰对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一、服饰的融合促进“文化国度”的凝成
崇尚仁和,主张“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民族心态。两千多年来,中国几十个民族交汇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舟共济、兼容并包的传统。而服饰从来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身份的标识。衣、食、住、行中,“衣”排在首位,说明衣对于原始人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不止于御寒、遮羞、护体、美化,也不止于宗教,而是人类一切物质与精神需求的载体。衣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史,衣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史。
纵观汉族服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与文化的交融史。它有时起于攻城略地、刀枪威逼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有时却是歌舞升平、百鸟朝凤的开明盛世的两厢情愿。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服饰融合始于地处偏远西北、饱经战火之乱的赵国,赵武灵王为护国强兵,力排众议,用胡服、学骑射,不仅使赵国很快强大起来,而且胡服的款式及穿着方式对汉族兵服和民服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从此盛行于中原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汉族与中亚、西亚各民族服饰交流与融合的通道。当时汉族出产的丝绸经“丝绸之路”,由商队源源不断运往西域各地,同时西域的面料和纹样也传入了中原。源于古波斯的珠圈怪兽纹,西域常用的葡萄纹和卷发高鼻的少数民族人物形象被大量运用于中原汉族的服装面料上,这些图案是当时民族交往的硕果,也是社会繁荣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见证。
中国人因文化主义的思想脉络而超越了现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但同时也因文化主义而使民族不断同化或融合,虽然民族众多却能久成一体,并成就了崇尚文化的天下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特殊历史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从接受汉族的服装开始,到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再到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族的封建文化,使民族的大融合得以完成。最具典型性的是北魏孝文帝令“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体现了北方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重视和提倡,也使得汉族传统的冠冕衣裳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延续到明代。而南方广大汉族人民在原来汉服的基础上,吸收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如裤褶与裆服的引进,也使得汉族服装的裁制更加精美,更加称身合体。就像微笑可以在陌生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一样,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服装可以超越语言、文字和思想的局限,成为人们彼此欣赏、互相接受的良好媒介。也正是服饰这座无形的桥梁和纽带,连接起各族人民文化认同的情愫,加速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步伐。
尤为典型的是大唐盛世出现的中西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借鉴,在服饰上得到了最先和最充分的表现。唐代诗人王维的诗句“万国衣冠拜冕旒”不仅描写了各国使者、学者、商人等来长安朝会时的空前盛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服饰文化对唐代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唐代奉行开放政策,广纳西域文化,对外来的衣冠服饰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得唐代服饰大放异彩,且在妇女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唐代妇女从发型、首饰、化妆到衣裙,均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妇女妆饰追求华美与繁琐、自由与开放的鼎盛时期;男女皆着胡服,体现了中原服饰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长期碰撞与融合;而随印度佛教传入的莲花纹、忍冬纹等,以及由丝绸之路传入的异域风采,如兽王锦、串花纹毛织物等的广泛运用,也表现了唐朝融合世界多民族灿烂文化的博大胸襟,体现出它的开放性和世界性。英国的劳伦斯·秉雍在他的《论敦煌绘画艺术》一文中曾经感叹道:“一切从犍陀罗的题材和格式衍生出来的成分,都被中国大师们的构思本能创造性地改造了,变成了中国自己的东西。” 汉族服饰海纳百川的气度无疑促进了中国这个“文化国度”的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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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装饰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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