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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话语视野下的鄂西民族文学


□ 杜李(土家族)

◎杜李(土家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间话语资源则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凝结并沉淀了特定地域文化中的历史文化内涵,反映着一个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特色、风俗风情,虽然具有异质性,但在人们的思想思维和世界观的层面却极具亲和力。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都会下意识地站在某种地域文化的立场上书写与言说,也都会不自觉地浸染着地域文化的影响,从而铸造出作家独特鲜明的创作个性。这中间,作家们无不有意识对民间话语资源自觉不自觉地采撷与运用,在充分表现出对民间资源的倚重和强烈的民间话语认同时,也促进了作家独特的审美表达、独特的认知和深层经验表达。

  美国著名结构主义学者乔纳森·卡勒( JonathanCuller)说,“不同的语言对世界的划分是不同的”。以民间话语资源呈现出的文学世界,很自然会形成一个独特的地缘世界和时空观念。民间话语,从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说,主要是指本土化语言和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从文艺学和文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是生存方式与价值形态在现代性话语重建关怀下的审理模式,是民间宗教话语、民间信仰话语、民间伦理话语、原始人性话语和原始自然意识在现代语境中的个性展示。鄂西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所采撷和运用的民间话语资源,主要是鄂西的方言、歌谣、民间故事、谚语、小戏、说唱、传说等。鄂西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从民间话语运用的工具性与随机性、理性与主张、本体性与语言自我层面,将民间话语资源在创作中进行自发、自觉、自由的运用,让民间话语在文本中以一种最为接近本真的方式出现,以多元的文化形态和精神价值在“官方的彼岸”构建着个性的精神家园。

  一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方言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每一时期的文学运动,形成了其文学表现的沉浮史。中国鄂西民族文学的发展,自然无法离开也不可能离开民间话语资源特别是鄂西方言的重要参与。

  作为北方方言西南官话成渝片和汉藏语族独立语种的鄂西方言,还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方言,因为它是兼容巴蜀文化之俗、荆楚文化之雅,同时还糅合有少许湖湘方言的一种“金三角”式的独特方言语种。鄂西民族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利用鄂西方言这种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方言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艺术表现能力,证实了民间话语乃文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可或缺的载体,还进一步增强了文本本身的文化内涵和鄂西民族文学的标志性群体特色。

  鄂西民族作家的作品,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那些带有浓郁泥土气息和地域特色的方言土语。例如,王月圣在短篇小说《摆手舞》中写紫香妹为了迎接“舍巴日堂”开堂在堂前的桂花树上挂灯笼,听着姑娘们叽叽喳喳的吆喝,“像才开叫的鸡公,拍着翅膀,伸长脖颈叫喊着。紫香累得浑身汗流,又气又急,吐枇杷籽似的吼起来:‘三爷儿当家——七扯八拉,打长喊么子!我……我到底听哪个的?’……‘耳朵给闹麻哒!’她把灯笼随手挂上,松开手想堵耳朵,秤砣般的身子一扭动,压得树桠直打闪,差点儿一个扑趴摔下来。”这些方言土语,生动形象,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即使是同样的詈骂,也有着别样的鄂西风格。再比如吕金华的短篇小说《牙祭》,“我”饿得饥肠辘辘放学跑回家时,“爹正在屋里筛包谷面,没答我的白,我晓得没路,但不死心,跑到灶上揭开锅盖一看,锅里就一把锅铲和锅心的一圈黄锈,我只得叹口气,如果锅里有半碗炒面疙瘩或是半碗莴麻菜糊糊,爹就会骂我是饿牢里放出来的,叫我通半碗饭了放牛去”。标题“牙祭”就是典型的鄂西方言,“实在是没让牙齿咀嚼过什么好的吃食,咀嚼了好多草头木根生硬寡淡的本身没什么营养的东西,觉得实在对不起牙齿,每年都想办法把牙齿祭奠—下”;“答白”是鄂西方言,就是回答的意思;“晓得”即“知道”;“没路”,鄂西方言,没有希望;“炒面疙瘩”,鄂西人在贫困的岁月里用包谷面粉就着少许水和盐炒成的面疙瘩;“饿牢里放出来的”,鄂西人形容吃饭时狼吞虎咽的熟语,贬义;“通饭”,鄂西方言,就是“吃饭”的意思,有詈骂意味。

  民间话语作为一种生活语言,最能体现出原生本真状态的地方自然在人物的“声口”。鄂西民族作家直接采用原生态的方言口语,使用场合最多的主要体现在描摹人物的口吻上。比如彭承忠的中篇小说《路边花》,“金枝端起客人面前那杯酒,一边跺脚,一边唱道:‘惹湖多,惹湖多,惹——湖——多。’”“惹湖多”不仅是鄂西方言,而且还是标准的土家语,就是“喝酒”的意思。这些鲜活、生动的话语,以一种近乎原生态的面貌直接出场,让读者领略着来自鄂西的独特地域之音。

  方言作为叙述语言对文本的叙述方式与文本的肌质、肌理有着重要的制约和影响,对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来说,方言在文本的叙述中表达出了某些优势,在某些方面还表现出了更优越的功能。甘茂华散文《人头树》中的那个铁匠师傅,本来他姓方,“铁匠铺子门口有一块招牌,上面就是铁匠的大名,当广告用的”。可是小镇上的村民因了人睡觉时的一种睡姿而引起四肢的一种姿势叫“翻脚板”而直接用来管打铁的方师傅都叫他“翻脚板”,面对村民的言说,方师傅以“翻脚板”的符号身份进入与村民的对话叙事,就连方师傅与穷得只剩下一张床的小寡妇睡觉,“把五岁的儿子放在床对头。半夜时,儿子说,妈,我这边怎么有个翻脚板?她说,哪来的翻脚板?睡你的觉!第二天吃早饭时儿子又问,妈那个翻脚板怎么不来吃饭?她生气地说,死啦!儿子便点头说,是嘛,我晓得要死的,昨晚上翻脚板挣扎得好厉害!”小镇村民与“翻脚板”和小寡妇的故事就构成了一个宏大而又多维度的叙事空间,充满了张力和韧性,反映出了鄂西人_种独特的生活行为,特别是文本中原始而赤裸的“语言形象”,凸显和增添了文本的“地域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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