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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关键词(之一)


□ 汪民安等

人之死(deathof men)

“人之死”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事物的秩序》中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他通过对西方人文科学进行的历史考古发现,“人”的概念是在十八世纪末期之后进入知识学科的。从那时开始,“人”成为语文学、政治经济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对象。此前,人文学科虽然发现了人的存在,但并没有将人当做一个特殊的对象来看待,人并不是这些学科的中心,这些学科也“没有关于人本身的认识论意识”。只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之后的现代思想中,人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知的主体,既是人文学科捕捉的对象,又是这些学科得以奠定的基础,成为学科和知识的中心。人文学科正是以人的秘密做基础来展开自身的学科想像。这个诞生于十八世纪的知识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诞生”的过程。而无论是“诞生”还是“死亡”,并不是意味着作为一个具体实在的人的诞生或死亡,而是指人文学科中作为知识对象和知识客体的“人”的诞生或死亡。
这样一个学科中的人,就是一个概念的人,或者说就是人文学科所形成的人的观念。福柯将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现代思想对于人的分析称作人类学,它由康德开创。正是在人类学中,人成为中心。它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它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但是,福柯却宣布这种人类学将要死掉了。这就是所谓的“人之死”,或者说,就是人的终结或人的消失。显然,这里的“人之死”,是作为某种知识形态和观念形态的人的死亡,是以人为中心的学科的死亡,是以康德的人类学为基本配置的哲学的死亡,最终,是十八世纪末期以来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知识型的死亡。但是,这样一个观念意义上的“人”是如何死亡和消失的呢?
福柯借助尼采提出了这个问题。尼采的“上帝之死”和超人思想是“人之死”的哲学起点。超人正是对人和人性的克服,超人将取代人,它的出现意味着人的消失。在福柯看来,上帝之死同人的消失同义。在尼采那里,上帝和人相互归属,人与上帝存在着一种亲缘关系,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二者的意义只有依赖于对方,只能在以对方为参照、为语境、为解释的条件下才能被阐发,它们无法彼此隔绝和孤立。上帝只能是人的上帝,人只能是被上帝所俯瞰的人。就此而言,人和上帝是孪生子。只有在这种相互依托、相互寄生的意义下,“上帝和人才相互归属”。人和上帝具有怎样一种牢靠而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尼采看来,上帝常常让人负债于他,在人和上帝的契约关系中,人占据着债务者的位置,人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一种欠债和还债关系。作为债务者的人,被上帝免除了债务,也因此免除了因为债务而该得的惩罚。但人并不因此解脱,反而充满了罪感、负疚和责任。这样,在上帝面前,他愈发谦卑恭顺。他应该不停地偿付、同情、怜悯、牺牲。他的罪感意志构成了他的全部存在性,这也决定了他在上帝面前的永远敬畏和臣服。他的一切,无论哲学还是伦理、行动还是意识,总是处在上帝的凝视下,总是以上帝为准绳,以上帝为永恒的裁判、起源和理念,人无法摆脱上帝的咒语。同样,就上帝而言,如果没有人,没有人的行为、道德、意识、哲学,没有人的全部存在性,上帝同样没有自己的存在意义。上帝的发明正是人的发明,上帝的出现正是人的出现的结果,上帝是为人而生的,它的职责、任务、价值和意义,它的全部起源性要素只有在控制人、操纵人、作为人的参照物这一点上才可以得到解释。这样,上帝和人须臾不可分离,二者互为参照,既是父子关系,又是孪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如果一方死去了,另一方也将死去,如果一方失去了全部的存在性,另一方也将堕入虚无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上帝之死和人之消失别无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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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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