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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沧桑录


□ 柯 灵

  一
  
  这已经是整四十年前的事了。抗战胜利初期,上海出现过一份政治性期刊《周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创刊,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因国民党政府查禁而夭折,刚出满五十期,像寒夜的烛火,摇曳闪烁,在黑暗中燃烧过一阵,很快就被风扑灭了。但如果把它看作历史大殿旁边一条短短的响廊,也许还可以从中听到一点过去的风声、雨声、浪涛声、霹雳声。
  
  二
  
  我起意办这么个政治性期刊,还在上海沦陷期间。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胡考一度从延安潜来上海,那时我正在编《万象》。这原来是一种商业性的消闲读物,我接编以后,把重心转移到文学,而照旧维持五光十色的面貌,使原有的读者便于接受。胡考在一次闲谈中说,将来抗战胜利,应该办一个政治性刊物,这话无意中在我心里生了根,因此胡考可以算是这个刊物的原始创议人。抗战八年,我一直滞留上海,舞文弄墨,在编辑报刊中讨生涯。正是这种工作支持着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磨练了生存意志,关山路断,言语道长,上海虽然沉沦,依然和战斗的祖国同在。到了抗战末期,曙光初露,办刊物的意念也趋于成熟,并征得两个人同意合作。一位是唐。我编刊物,他一直热心写稿支持,也因此成为熟朋友;我打破向来在编辑上独立作战的习惯,邀请他列名合编,算是一种友好与感激的表示。另一位是刘哲民。他长期经营银钱业,乐于和新闻界交游,他慨允在经济上作后盾,解决了我“不名一文”的困难。刊名拟定为《自由中国》,创刊的开场锣鼓也已预定:一是如何处理伪币问题,一是惩治汉奸问题。在沦陷区,前者影响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后者为虎作伥,群众身受其害,恨之入骨。我从切身的体会出发,认为这是战后最迫切的社会问题。
  
  始料不及的是,我在一九四五年六月,再次遭日本宪兵队逮捕,身试严刑。释放养伤以后,和佐临结伴,狼狈逃窜杭州,准备奔赴内地。动身的日期是八月九日,这个日子太容易记了,因为正是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苏联对日宣战,进军满洲;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但当时我们一无所知,在伟大的历史变革中,渺小的个人行动常常是盲目的。局势急转直下,不旋踵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紧接着严宝礼飞函相招,促我回上海复刊《文汇报》(那是在“孤岛”时期被迫停刊的);唐、刘哲民催我回来办《自由中国》。但沪杭铁路已经中断,我在杭州困守到八月底边,才搭着拥挤吵闹不堪的火车回到上海。沿路一、二大站,日军正在集中撤退,有如蜜蜂排衙,蚂蚁清巢;而上海却给蝗虫般的重庆接收大员闹得天翻地覆。唐和刘哲民按预定计划,已经征集了“如何清理伪钞”这一特辑的稿件,但刊物没有出版。他们和我见面时就抛给我一个忧心忡忡的问题:“局势很混乱,怎么办?”我比他们多一点决心,少一点顾虑,主张原定计划不变,他们也就同意了。但“自由中国”的幻想已经破灭,决定改名《周报》。这个名称的好处是既具体,又抽象,内容不受拘束,而且平仄协调,叫起来很响亮。
  《周报》终于出版了,其时距日本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向中苏英美等同盟国正式举行投降仪式不过六天,是当时上海同类刊物中最早问世的一种。
  
  三
  
  《周报》的一年,正是中国当代最动荡不安的一年。
  《周报》在发刊词里打出的旗号是“加强团结,实行民主”。以后还多次强调《周报》“无党无派”的人民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政治磐石的重压下求取生存空间,一方面也如实地表明了《周报》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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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8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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