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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书记


  文/剑书

  早上。新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准确点说,这个办公室就只有我一个人。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的办公室有六七个形同兄弟的同事,发起牢骚来不用走到大街上寻找可以说说话的对象。现在呢?现在我的身前身后就只有两堵白得可以的墙了,不是没有说话的对象,而是,新的说话对象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想说的感不感兴趣。我想说的,他们大概是不感兴趣的,因为我想说的那些话,已经很少有人说了。

  这个只有一个人的早上,面对一叠稿纸想写点什么却没有办法写下去,除了写下一个小说的标题,下文就像我的脑袋一样空白。我想我该出去走走,走走总比困在这个闷热的空间里焦虑烦躁强。我刚换的环境,这个我走了不知多少遍的县城,我曾经以为我是熟悉它的,哪条路在哪里,哪个店在哪里,哪个单位在哪里,我都能大概找得到并且知道哪个地方是什么人可以进去,什么人不可以进去。但是,在今天,在我来这个县城上班了几天之后,我突然发觉,它是如此陌生,它的富贵让我望而生畏。以前在乡下,距离33公里的缘故,我与县城保持着足够的心理距离。在乡下时,县城对我来说,是个大可忽略不计的过客。今天,我来这里上班了,我知道我仍然是一个过客,像一滴雨一样落在强硬的水泥地上,还没让人看得明白,就很快“大可忽略不计”了。可是,大可忽略不计的前边,却是有了常住客这样的名头,这是一种漂浮的状态,而落地需要时日。

  我想我该出去走走,我想我该去书店看看,我知道书店里不会进新近的文学著作,那些我喜欢的作家的作品我要想读到,得在网上购买。但在这个清晨,这个闷热得令人难受的清晨,我必须去书店里走走,书店里有一些书是可以买来读读的,我想去看看那些我喜欢的寂寞的书籍,它们遭受冷落太久了,它们就像一个荒野,城市的人天天向往过上瓦尔登湖的生活,可是真的要他们在那里住上一两天,他们马上会回想闹市生活的种种好处。

  到新华书店逛了逛。店面在二楼,除了一对中年夫妻,一个孩子,一个办事员,别无他人。不大的空间现在变得宽大起来,很静,虽然小孩子在跟他爸爸妈妈说着话,跑来跑去。书店的一楼是个超市,买东西的人往来穿梭,证明了生意的红火。楼下热闹楼上冷清,冷热两重天。在打折的柜台里,我选出了四本书: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的作品,我喜欢的伟大作家;另外三本是《佛经故事精粹》、《古兰经故事精粹》、《圣经故事精粹》,三本书都是连环画的版式,我喜欢。小时候我读了不少连环画,这些连环画让我的童年穷得不那么彻底,它打发走了很多个想摘下脑瓜来当球踢的白天。这四本书,很旧了,纸页泛黄,切边留下频繁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四位并不怎么惹眼的姑娘,被人打量了无数遍,打量来打量去,都打量得容颜不再了也没有人肯把她们迎娶回家。

  出得门来,意识到应该读点新的东西,看看别人都在写些什么,都在思考些什么。到路边报刊亭停下,第五期的《小说月报》我没有什么犹豫就买下来了。这期有我喜欢的作家的最新作品:陈应松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毕飞宇的《一九七五年的春节》、还有罗伟章的《细浪》。陈应松是我两年多来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神农架系列小说使我颓靡的阅读欲望为之兴奋不已。他的《太平狗》、《松鸦为什么呜叫》、《马嘶岭血案》、《巨兽》、《木材采购员的女儿》都使我感受到陈应松是一个书写底层最重要的作家,他用一部部厚重的作品向那些对“底层文学”嗤之以鼻的批评家们做出了有力反击,这些批评家们大多是在隔岸观火,坐在豪宅里想象底层,他们的理论能抵达底层的真实吗?陈应松的笔力很“毒”。毒到令我意想不到,令我全身发冷,令我掂量出他的每一颗字都是那么的沉甸甸。他的小说绝不是凌空蹈虚的想象和先入为主的虚构。他到神农架去,下荆州去,去那里挖掘小说的富矿,去抵近生活的真实。生活的真实催生小说艺术的真实,尽管小说艺术的真实里也有想象和虚构。这是硬币的两面,一面依托另一面而存在,各有状貌又不可剥离。

  在《一个人的遭遇里》,刁有福从为自己维权到为群体维权,从自由之身到陷于牢狱之灾,凸显出底层个体乃至群体抗争的万般艰难。当这种抗争陷入险恶之境,个体与体制的角力无异于鸡蛋与墙壁的碰撞,结果如何,可想而知。脆弱的鸡蛋与强硬的墙壁,我们的情感天平总是向弱者倾斜。这是时代之痛,而这痛是由底层的一个个个体来承担的。他们在生命不能承受之痛里隐忍、沉默、逆来顺受。敢于发出反抗声音者众,勇于把反抗进行到底者寥寥。反抗,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途,全身披挂利器者尚且伤痕累累,赤膊上阵者的遭遇肯定是万分凶险了。所以,我说:一个人的遭遇反射的是底层之痛。底层的尊严,幸福,其路漫漫。

  我没想到卖书刊的大姐也读《中篇小说选刊》,也读《小说月报》。她说《小说月报》她就订两份,一份留给自己读,另一份卖给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冒出来的买主。这让我想到了曾在报刊亭卖书刊的梁志玲,她卖书,也读书,突然有一天她的《突然四十》在《北京文学》像匹陌生的野马一样撒开蹄子跑出来,让整天想着小说怎么写,怎么写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坐家”们瞠目结舌,巴掌拍着桌面差点把自己拍到天花板上去。在这样一个不怎么繁华的小城,遇到一个爱读文学刊物的人,我自然是感到很惊奇,是一种熟悉的惊奇,像是在一个人头攒动的路边意外遇到了一个好友,一个亲人。我说:“大姐,没想到你也喜欢文学。”大姐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笑了笑。她笑得很不自然,仿佛有什么东西在牵扯着她的面部肌肉。看得出来,生计的艰辛在大姐的一笑里暴露无遗,“大姐,你也写点东西吗?”这句话我让它倒回了肚子。生计与文学,谁轻谁重?我没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知道,爱文学肯定是一件好事情,具体好在哪里只有爱上她的人才知道。我问大姐:“有《散文选刊》吗?”大姐说没有《散文选刊》,只有一本《散文》,不过这本《散文》是帮一个读者订的,书一到,这个读者就来把书取走。一下子之间,我对这个神秘读者充满了想象。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男性,年龄大概比我大一些,和我一样没有什么钱,他一定是喜欢文学的,喜欢那些被大众冷落了的边缘物事,比如喜欢灿烂的野花啊,倔强的小草啊,早晨扯起嗓子叫嚷的小鸟啊,什么的。文学在他心中肯定占有一定的重量,读书之余,他一定会操弄点文字,并不在意写得如何,他在意的是把内心的东西掏出来后的那种痛快。

  也许有一天迎风站在街头,在一瞥之间,我会偶遇这位手捧《散文》穿街而过的神秘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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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麒麟 2013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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