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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灭佛“后遗症”——再论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合一


□ 项 阳

  内容提要 佛教在西域诸国应该属政教合一、国家供养者。佛教传入中土,由于没有相应的国家供养制度作为保障,自汉至南北朝走的是一条独立的寺院经济的道路,这保证了供养的实施。北周灭佛,使得在以上两种情况下都不成为问题的供养与戒律之间的矛盾性得以凸显,在此背景下,中土佛教不得不做出适应性调整,随着不空和尚翻译的《焰口仪轨经》、《施诸恶鬼饮食及水法》两部法事中所用经卷的引入,由僧侣所从事的音声法事中采用大量的世俗音调,逐渐取代了原本由寺属音声人所从事的音声供养,在法事中僧侣呗赞和俗曲均有使用,从而实现了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的融合,最终形成音声佛事的新样态。
  关键词 北周灭佛 寺院经济 佛图户 音声供养 音声法事
  
  关于佛教戒乐与寺庙之中俗乐的现实存在,一直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佛教禁乐的戒律与现实的矛盾性引发我探究的兴趣。我在《释俗交响之初阶》和《关于音声供养与音声法事》①两篇文章中,结合相关文献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并形成初步的认识。然而还是觉得有些东西并未真正搞清楚,主要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唐代以下这种戒律与现实之间矛盾关系的社会深层原因。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传播到它地与其在本土的生存环境会有相当程度的差异,只有适应新环境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佛教初入中土,当时的佛经多为西域僧人口述翻译,囿于译经者梵语和汉语水平的不一致,还谈不上佛教教义在中土的全面传播。就佛教自身说来,“虽然佛教在东汉时期即传入中国,但佛教在印度却一直在发展,直到南北朝时期(公元5世纪)时还有‘瑜伽宗’等新的教派的衍生”②,这对佛教进入中土的全面性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南北朝时期,更多的高僧大德从西域取回经卷,中土译经者的梵、汉语功底都达到相当高度,特别是译经者中的中土人士对佛教的教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把握,因此,在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之下所翻译的佛经才真正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能够有这样的翻译水平与当时社会上所形成的佛教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
  虽然佛教进入中土后也要建造庙宇精舍,授徒传教,但陌生的外部生存环境,诸如社会上的政治、经济、文化诸般因素都会造成佛教传播过程中的适应性调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繁盛。南朝诸国崇信佛教,而北朝在魏、齐时期,佛教的力量盛过南朝,这可以从当时的寺庙数量和僧侣人数上得到答案。
  在南北朝时期,社会思想领域实际上形成了儒道释三大家并存的状况。前两者由中国本土生发,但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发展之迅猛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寺院遍布各地,统治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的笃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捐赠也好,布施也罢,寺院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毕竟僧侣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要自身生存,但矛盾在于僧侣基本生存需要中的某些事情恰恰是佛教戒律所不允许做的,即便在佛教文化浸润深厚的天竺和西域诸国,同样需要有社会力量对寺院实施供养。《大唐西域记》卷五云:(羯)若鞠闍国曲水城石精舍南不远,有日天祠。祠南不远,有大自在天祠。并莹青石,俱穷雕刻,规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户,充其沥扫。鼓乐弦歌,不舍昼夜③。
  最为重要的是这个西域国家对每座寺院“各有千户,充其沥扫。鼓乐弦歌,不舍昼夜”。凡寺院都有相对固定的千户群体为其执行各种差役以供养,这是“为僧作净,免僧有过”的措施,佛教戒律不允许僧尼操这些“恶业”,需要有净人专事,以使僧侣安心修行。《释氏要览》卷下“净人”条“谓为僧作净,免僧有过,故名净人”④。无论“沥扫”还是“鼓乐弦歌”都是俗人的供养行为。为寺院服务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寺院的依附人口,他们在维持自身生存需要前提下为寺庙服务;另一种是寺院以外的人口,从国家制度规定性上以每千户为单位有限度地为寺庙提供某些服务。汉魏时期中土引入的显然属于第一种,百姓千户群供一庙的制度在佛教进入中土时没有一并引入,毕竟在“政教一体”的国度寺院为国家供养已经成为制度。佛教寺庙由国家供养,许多现今看来是矛盾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问题,国家制度导致对佛教的承奉,僧侣有戒律的约束,各色人等各司其职,一切和谐有序。如果我们不去探究这种西域诸国的国家供养,而仅以佛教在中土存在的实际来加以认知,很可能会陷入困境。
  没有国家供养这种制度上的保障,佛教在中土传播过程中走的是一条壮大寺院经济,争取和依靠社会各界的财力、物力、人力使寺院成为一个自给自足整体并能够持续发展的路。直到南北朝时期中土佛教这条路走得不错,如此才有佛教在中土各地普遍发展,这与许多统治者笃信佛教是分不开的。西魏时,宇文泰为大僧统道臻建中兴寺于长安昆明池南,“池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梨枣杂果,望若云谷”(《续高僧传·西魏京师大僧统中兴寺释道臻传》)。“凡厥良沃,悉为僧有”(《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臣滞惑解》),大量土地转入寺院的手中⑤。梁武帝崇佛,因此,南朝的僧尼人数,梁为最多。《南史·循吏·郭祖深传》称,当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僧侣)又有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丁),尼则皆蓄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皆不贯人(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⑥。一般百姓“竭财以趣僧,破产以趋佛”(范缜《神灭论》)。但佛教不是国教,毕竟中土思想文化中儒学、道教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最为要者是在中土没有以制度规定性来对寺庙实施全方位的供养。如此,一旦社会矛盾加剧,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受到冲击便是必然。后赵石虎时期中书著作郎王度上奏“佛出西域,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他建议石虎禁止赵人(汉人)“诣寺烧香礼拜”,凡赵人出家为沙门的,一概还俗⑦。类似的声音在不同时期都存在,佛教在中土远未达到在西域那种奉为国教、政教合一的状况。而佛教在走出壮大寺院经济来保证发展需要这样一条“中土特色”道路时,却由于扩张过度而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在北朝末期走向事物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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