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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拆迁


□ 阮 梅 吴素梅

  为了征地,开发商不惜“一凶二狠三胡来”野蛮拆迁。为了得到拆迁补偿,儿子竟然逼老子以死相拼。“血拆”“强拆”对拆迁户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痛苦;在拆迁补偿的利益诱惑面前,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以及上演的各式各样的人间悲剧;政府在拆与补之间戴着镣铐跳舞的尴尬处境……令人咋舌。中国式拆迁,如今已超越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为什么呢?
  
  引子:三十年后第一难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80年代曾被喻为“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难,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拓路架桥,旧城改造等公益事业的进行,顺应时代的潮流,来到了政府官员的议事簿上,来到了普通市民的餐桌间,来到农民的田间地头。
  旧城改造,拓路铺桥,首先面临的是拆迁征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拆迁征地的过程已形成政府之痛、民生之痛、发展之痛。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量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加速城市化发展步伐的同时,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道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拥堵。拆迁越来越多,居者有其屋却越来越困难。城市人口的爆增,更显现出城市规划的滞后,因为拆迁,不见硝烟却胜似战场的个体生存环境争夺战演绎到了极限。
  拆迁征地,成了当代中国跨世纪的“天下第一难事”。
  我们历时一年多时间,通过对湖南、湖北、四川、北京等地拆迁征地情况进行走访调查,发现造成拆迁征地难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城市化进程加快过速。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过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拆迁征地难的第二个原因,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留给城市平民的硬伤难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转轨的过程中,改制和破产企业多,失业人群过大。面对因拆迁征地而走进门来的政府官员,民众几十年的积怨正好借机爆发。拆迁难的第三个原因是利益博弈严重失控。开发商和拆迁户都要求利益最大化。现有土地上的居住者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他们希望能因拆迁征地而一次性满足他们的生活住房、子女就业、全家社保等所有生存之需。而一些拿地心切、法纪意识淡薄的开发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尽快解决拆迁矛盾,动不动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野蛮拆迁。为了达到各自目的,拆迁户、开发商无所不用其极。未来10至15年,中国的城镇化还将推动几亿农民告别土地。在拆迁征地迈出最艰难的数十年步伐,逐步走向和谐的今天,在愈炒愈热、愈演愈烈的拆迁征地矛盾面前,面对一次次无限延期的拆迁工地,开发商怎么办?面对即将失去的家园,拆迁户应该怎么办?面对因拆迁而被“彩绘”的当权者形象,政府怎么办?
  
  开发商:你的名字叫血拆?
  
   门是房的疆界。开发商与拆迁户的“战争”,起先从门开始。北京的信先生只因未与拆迁公司签合同,走廊被人装上一扇铁门,导致全家人有家不能归;紧接着,开发商发现堵门、甚至砸房子都不见效,便开始进行肉体伤害,精神摧残。位于朝阳区与通州交界的常营乡60岁的黄洪虎只因未签协议,被突袭而来的数人殴打,左肘关节骨折,左耳鼓膜穿孔。儿子脖子后部被砖沿剜下一块肉,女儿被多人按倒在地,左腿被人用棍子猛击且遭捆绑,头部和嘴也被胶带粘住。事后,她被诊断为左腿膝盖后十字交叉韧带撕裂。黄洪虎老伴被这场黑夜中的暴行吓得浑身颤抖;直至如今,一听到嘈杂的声音,她就会失禁。后来,有的开发商干脆拆你没商量,在许多户主还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成片的房子便成为废墟。自2008年开始,在一些地区城镇房屋拆迁和农村征地过程中,以血抗争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全国各地因拆迁纠纷引发的恶性个案,不胜枚举。拆迁命案不断,引起社会各界强烈不满。因为血拆,山东拆迁队长变为拆迁职业“钉子户”;因为血拆,上海信访办主任上访;还是因为血拆,南京31名法官集体告状。
   杨豪,中国最早报道拆迁征地问题的记者,也是因一篇相关报道被开除公职,并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记者。杨豪聊起开发商野蛮血拆这一话题,回忆曾经采访这一问题时的经历,至今仍心有余悸。杨豪早在1996年就开始着手拆迁征地调查,那时,震惊全国的“嘉禾事件”还没有出现,各级政府部门还没有对拆迁问题引起高度重视,但他所在的媒体已经时不时地收到老百姓的举报信与求援信。在他看来,那时的拆迁条例只是为拆迁方说话的条例,一切为了城市建设,被拆迁群众的利益基本上得不到有效保护,在拆迁中受到伤害,想告状连门都没有,政府不受理,法院不受理。早在2003年,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55岁的村民为3万多名未得到合理补偿的自贡农民上访打官司,投书数百封,上达中央下至地方政府,直到许多年后才有结果。杨豪接触过这样一个投诉,湖北省一个市为了一条街道的改造,在50多个户主还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好几台挖土机就把几十户的房子一次性全挖了,好多老百姓的家具全砸毁在里面。这无疑是一起野蛮拆迁。老百姓向他所在媒体投诉这件事的时候,还带来了请人偷拍的录像带。处在义愤中的他为澄清事实,连续几天不间歇地采访,总算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来,他写了一篇报道在一家全国性报纸上刊载,引起当地政府的注意。由于当地政府的干预与交涉,杨豪被开除工作,离开了那家新闻媒体。当时单位正分房子,他失去了分房子的机会。为了这篇拆迁的报道,他付出了作为一个记者最为惨重的代价。他至今租住在武汉旧城区的一个4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他说他不后悔,记者更应该具备正义和良知,社会问题捂盖子是捂不住的,得想法子解决。他说,后来关于拆迁问题的暴露,还是因有良知的记者呼吁和报道才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也正是“焦点访谈”对“嘉禾事件”野蛮拆迁的报道助推了相关文件的出台,使《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得到修改,群众的利益开始相对得到有效保护,中央开始采取各项措施杜绝野蛮拆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尤其是《物权法》出台之后,老百姓的房子可以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受到《物权法》的保护,不是想拆就拆,也不是地方政府一家可以说了算,而是要听证。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地方政府的各项行政措施都不能违背法律,必须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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