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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的王芸生


□ 散 木

  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之子王芝琛在继《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之后,又出版了《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一书。前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研究《大公报》的文章,后一书则是长篇传记。两本书,可以套用也是《大公报》旧人的唐振常先生的话:王芝琛以出自《大公报》前辈之家庭,“因庭训所得,得闻大公报经纬”,且采访故旧,广搜博采,悉心研究,遂卓然成家,而其“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又“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读后可破人们多年所习得的关于老《大公报》的许多成见,至于其中贯穿的趣闻异事,以王芸生的特殊阅历而所获,也足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说到《大公报》,目前人们对它的认识恐怕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即从漠视、蔑视到了重视及某种敬佩,这从书坊和研究的书籍、选题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王芸生侪辈,或许可称为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其思想和观念,也或许可以套用现在人们经常爱说的一种理想的思想框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么,就说王芸生,政治上他是前中共人员(介绍人是秦邦宪、彭述之),此后,他说:“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此后他还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这就通向自由主义了。《大公报》曾经就集合着这样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后来天地翻覆之际,由萧乾写下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正是他们的宣言:“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至于何谓自由主义?广义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如果加以详论,则是它的“五点基本信念”:“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以大多数的人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就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他们的这一主张也就是所谓“中间路线”——“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这都不错,问题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它如何可能。于是我们长期带着有色和变形的眼镜视之,比如新记“大公”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他们是不是“真正做人民的耳目喉舌”的?此后的王芸生呢,他的“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的办报宗旨,是否也可供后人做“同情之了解”呢?这本传记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当然,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具体表现在言论上的,为此他们必需建构一个言论平台,新记《大公报》开拓者的阅历原已丰富,且都以在野知识分子的地位而深得“文人议政”的三昧,吴鼎昌慨然此前中国报业的教训,即“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遂以五万元出资办报而不惜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借以保证报馆之“独立”;胡政之则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发掘人才,又惨淡经营,后竟以身殉报;主持言论则是张季鸾,这是一位几度办报几度艰险(两度入狱)的一代报人,他从反清时的《民立报》到他主持《大公报》(前后三十年中写下不少于三千篇的社评,且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始终向往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积极”则争取言论的独立和自由,“消极”则反对统制和干涉,最醒豁的则是他标榜的所谓“四不主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是王芸生出台前的背景。
  自由主义,何以可能?就在自由主义在战后的特殊机遇下开始一度大红大紫之时,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中国革命新高潮”时对提出中国有“三个前途”即“政协”、“南北朝”和“十月革命”三种前途的《大公报》表示了好感,因为它“惟独没有说有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前途”,它是“拥蒋又同蒋有分歧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资产阶级报纸”,当然应该是主张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报纸,则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式的,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未始不是一个进步和革命的阶级,这里胡绳晚年所说的“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是反动的”,以及“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后来只是由于“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而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它们才跟着共产党走,也就是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中间力量既然不能小觑,中间势力的舆论和报纸更不能小觑,比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范旭东就称《大公报》为“言论公正,影响国内外,则不啻在舆论界立下一根柱石”,中国自由主义教主的胡适则称之为“‘小人国’中的巨无霸”(见《徐铸成回忆录》),那么,后来呢?这或许是丁东在序中所说的:“但当一方完胜后,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砝码。《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从此成为绝响。”甚至,出于虚幻的“兴无灭资”的需要,原来历史的场景被完全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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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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