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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


□ 周文玖 张锦鹏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的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顾氏提出这一命题,既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又有特定的时局环境。傅斯年、张维华、马毅等对顾氏的观点表示支持,费孝通、翦伯赞等则对顾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商榷。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原因,这个讨论没有充分展开。但这次讨论在反映了学者之间不同意见的同时,也表现出很多趋同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索的问题,为民族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初步基础,对以后创造性地提出更加科学的民族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而进行的学术论辩做了系统梳理,论述了这次论辩的意义和影响。
  关键词:“中华民族是一个” 多元一体格局 顾颉刚 费孝通 翦伯赞
  作者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张锦鹏,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民族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与社会现实、国家的民族政策等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以及中国社会危机的不断加剧,民族问题日益彰显。清朝末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推翻满族贵族的统治,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把满族视为异族。而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强调“同种合体”。(注:参见梁启超:《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4页。)现在看来,改良派所持的民族观点与革命派当时的“排满”言论相比,更富有理性。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改变了以前的排满做法,而倡言满汉一家,五族共和。“中华民族”这一名词在当时学者的文章中,政治家的演讲中,乃至政府的文告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其含义也不断充实,由原来主要指汉族,扩展为包含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族共同体。这一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尤其明显。(注:参见陈连开:《中国·华夷·藩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香港)2002年创刊号。)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由局部侵略扩大为全面侵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之称谓得到全国各民族的认同,对民族问题的探讨由此更加受到重视。抗战前期,“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观点的提出,引发了中华民族问题的学术论辩。考察和评述这次论辩经过,无论对丰富史学史的内容,还是对深化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认识,都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傅斯年如是说
  
  明确撰文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是顾颉刚,与他观点相同的还有傅斯年等人。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 ·边疆周刊》,目的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注:《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1938年12月19日。)不久,他在《益世报·每周评论》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指出:“中国的历代政府从不曾规定某一部分地方叫做‘本部’,在四十年前我们自己的地理书里更不曾见过这个‘本部’的称谓。”“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是日人伪造、曲解历史来作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因此必须废弃之。(注:参见《“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傅斯年在看到顾颉刚的文章后,给顾颉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顾颉刚“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第二天(1939年2月9日)一早,他不顾自己身体的虚弱,扶杖到书桌前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注:参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前言,《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并于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开宗明义地讲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接着提到了傅斯年写给他的信,且叙述了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从傅乐成在《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所引用的傅氏致顾氏的信看,顾颉刚的这篇文章的确是对傅斯年的观点和意见的发挥。傅斯年说:“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宜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更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并可以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在北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血统,在南人谁敢保证其无百粤苗黎血统,今日之云南,实即千百年前之江南巴蜀耳。此非曲学也。”(注: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傅斯年在信中说的慎用民族,“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顾颉刚在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强调了:开头直言要留神使用“民族”二字,在中华民族之内不再析出什么民族;结尾又说:“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注: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 期,1939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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