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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民族文学》阅读启示刘大先


□ 刘大先

  文学写作在新世纪以来发生的变化有目共睹,相对于甚嚣尘上的市场化商品文学和现代主义余脉的所谓“纯文学”,民族文学这一最初由官方文化规划下的严肃文学日益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由最初带有众声合唱的一体化意识形态下的组成因素进而逐渐生发出自己的主体性话语,成为边缘处有力的多元分子。它所描写的现象、所关注的问题、所关怀的价值、所表述的诉求,已经超越了民族风情的展示、自我殖民化的压抑甚至民族独特性的表达,而成为带有普遍色彩的共同意识。换言之,它讲述的中国故事,呈现的是中国形象,思考的是中国问题,民族身份的存在只是无数中国身份中的一种。

  回望2011年《民族文学》小说,愈加让人感到民族文学早已跃出了“民族”的限制,而带有整体的意味。而文学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意义恰如李进祥(回族)《就要嫁个拉胡琴的》中写到的那个故事:画家刘一元在文化馆馆长沙爽和马支书的安排下,到山村写生,偶遇农民瞎二哥二嫂。老两口一个拉胡琴,一个唱戏,在鄙陋粗野的窑洞中,让刘—元感受到艺术的真正尊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戏成痴,不离不弃。小说似乎讲述了一个“不疯魔不成戏”的老套故事,然而却不仅仅如此,它更多讲述了卑微中的崇高、低贱中的优雅,而这一切是对于艺术执着的投入所赋予——瞎二哥二嫂也许不是成功的农民,但是他们用自己对于艺术真诚的态度,使自己从世俗庸常中超拔出来,使一切功利的欲求变得伧陋,放射出让任何人不能小觑的光芒。

  以这种真诚的态度人手,我大致将从本年度《民族文学》小说的阅读体验中提炼四个攸关重大的问题——当然并非全部——借小说这一强势文体管窥这一年民族文学在文化建设上的贡献和价值、经验和不足。

  何谓差异性与流变性

  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说,“民族”与“文学”都是现代的产物,当然并非说它们在前现代时期不存在,而是说它们作为能够为现代理性所观照的对象、独立为社会身份和文化生活中重要的品类,有待现代性的洗礼。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民族”不是自然而来,也不会永久存在,“文学”随着世界性的生产流通,也必将走向世界文学。那么今日所言“民族文学”意义何在?

  其实,也不必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似是而非的陈词,民族文学确实在实际层面体现了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信息和生活、消费方式日趋标准化、一体化的潮流之中,它的书写成为一种抵抗和彰显。阿尤尔扎纳(蒙古族)《一个人的戈壁》中,金矿公司的翻译嘎那在沙地上遇到大风暴,埋于沙下,被年近耄耋的老太太尼玛达丽救下。在一起生活的几天中,嘎那从老人那里学到了许多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当他获救一年后准备来报答老人时,发现她和她的帐篷已经杏如黄鹤——也许正是害怕嘎那会带来开矿公司来破坏这片净土,老人决定将这块戈壁的秘密一个人带走。外来者的闯入与观察是描写“原生态”文化的一个常见视角,小说不落俗套的地方在于,它以老人决绝而沉默的消失,表明了一种坚守特定文化状态的信念。巴亚合买提·朱玛拜(哈萨克族)《神秘雪山》也是一个“外来者闯入”的母题。通过一个外来者受到教益,而产生对于本地文化的敬畏的故事,充满了浪漫与写意的色彩。天热(蒙古族)《白毛风》里,牛贩子在风雪中被黄牛主人布仁老爹搭救并原谅。白毛风就像是一场清洗罪恶的仪式,让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这些异文化的洗礼,让习惯于标准、规范和统一的主导性文化接受了新鲜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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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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