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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项目开放的疏堵之道


□ 马英宁 国家外汇管理局

与其说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终点,不如说是开启了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新起点

  特约作者 马英宁

  近来有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争议再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大众均参与其间。各方的争论不禁让人想起了中国古代大禹治水的传说。

  禹的父亲鲧受命治水,采用“堵”的方法,结果是堤增八寸,水涨一尺,以失败告终。后来,禹临危受命,想出了改“堵”为“疏”的办法,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平定水患,成就千秋功业。人世间的事何其相似,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是是非非不也是在“疏”和“堵”之间打转转吗?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与“里”

  在理论上看似清晰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其实并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从操作层面看,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取消对跨境资本交易的管制,同时也取消汇兑限制(包括本外币转换和资金跨境转移)。

  因此,广义上说资本项目可兑换,其实包含交易和汇兑两个环节,它不仅意味着不对跨境资金的自由兑换设置任何限制,同时也将这种不限制延伸到汇兑环节的前置环节——跨境资金流动。交易环节的可兑换决定了何种跨境交易是允许的,汇兑环节的可兑换决定了何种外汇资金可以自由兑换。

  汇兑环节和交易环节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交易环节在先,汇兑环节在后。凡是交易环节已经放开的跨境资金,在汇兑环节理应享有自由兑换的便利;反过来,凡是交易环节没有放开的跨境资金,在汇兑环节也不可能享有自由兑换的便利。因此,汇兑环节的可兑换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表”,而交易环节的可兑换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里”。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名”与“实”

  从国际经验看,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新调整金融战略,把推进汇兑环节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作为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配套。从上世纪70年代的美英,到印年代的欧洲大陆,再到90年代的日本,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先后完成了汇兑环节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副总裁的菲舍尔(Stanley Fischer),敦促发展中国家有序推进汇兑环节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并建议修改相关章程赋予IMF对成员国的监管权限。推进汇兑环节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已渐成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

  受此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也亦步亦趋地加入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新加坡和香港已先后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2006年7月1日,俄罗斯对外宣布提前半年实现卢布自由汇兑。2006年7月31日,印度储备银行提出在五年内分三个阶段迈向资本项目更大开放程度的路线图。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全球有不少经济体号称拥有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之”名”,但同时对汇兑环节之前的交易环节仍保留管制之”实”。例如,美国对获取控股权可能会威胁国家安全和涉及银行所有权的投资实施管制;日本对外国资本进入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领域设置限制;英国对金融机构的外汇敞口也有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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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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