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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大奖到知识分子的言说姿态


□ 程文超

2003年上半年,南方都市报评选、颁发了首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一家报纸,竟然对全球华语文学的成就进行评判,并根据自己的评判颁发大奖。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评奖的纯文学性质和它的公正、公开、透明、准确等等也被人们广泛称许、夸赞。
在我看来,它还有一点十分值得一提而未被人们充分注意到的价值: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个人言说姿态。在评奖的组织阶段,组委会请来了一批朋友,组成了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这些评委不代表任何单位,不担负任何意识形态使命,不承担任何评奖背后的压力。他们只是一个“个人”,只代表他们自己。因而,这些评委们在评审过程中,十分轻松自由地用自己的脑袋、自己的嘴巴、自己的手,用投票方式,对当今华语文学的态势,做出了自己的个体言说。
知识分子的个体言说,是一件大事,是今天时代里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不得不做出反应的大事。
不少气宇轩昂的知识分子,往往把知识分子的“言说”和“言说姿态”混淆了起来。
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知识分子是一批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社会、发现社会弊端、警醒社会注意的人;他们是为世人寻找心灵的栖息地、为社会时代寻找理想的人。他们是社会、是时代思想的啄木鸟。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对社会有所承担,必须做时代的“良知”,不然,你就不配当知识分子。而他们的“承当”、他们做“良知”的方式,就是“言说”。
这一点,恐怕是无人否定的。
但是,肯定知识分子的“言说”使命,并不等于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言说姿态”可以不加考虑,不加选择。
不加考虑、不加选择的言说,往往把知识分子的言说使命推向反面。历史,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主流意识形态为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把人分为“我们”、“朋友”、“敌人”,目的是要用“我们”去改造“朋友”,消灭“敌人”。因为知识分子当时的历史地位,也因为知识分子当时的心态,他们不得不拼命挤进“我们”的行列。他们以“我们”的姿态作了不少言说,在那一段历史的悲剧中,有知识分子的一份“辛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后,知识分子发现一个启蒙的时代来临了。自己一下子成了精英,高高地站在大众的上方,成为大众的领袖和导师。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启蒙者将由谁来启蒙?谁来保证启蒙者的绝对正确?
到了20世纪90年代,精英突然被大众抛弃了。市场经济一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有自主能动性的主体进入了自己的角色,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辉煌不再了。
其实,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个体。知识分子需要言说,需要做精神承当,但他无权做社会的领袖、大众的导师,他只能以一个个体的姿态,与大众、与社会对话。
知识分子要当社会的良知,主持社会的正义。但在今天转型期复杂的社会形态里,谁都无法居高临下地对社会正义与非正义作出简单的评判。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往往有多种正义同时并存。比如——这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麦金太尔用过的例子,我把它化用过来谈中国的事情——城市的下岗工人往往为国家工作了几十年,共和国的今天有他们一份功劳。但突然,他们没有工作了,生活在艰难之中。他们要求政府能多给他们一些补贴,让他们在找到新工作之前,能让生活过得稍微好一点儿。这要求是正义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国家如果要给他们更多的补贴,需要一大笔钱。这笔钱哪儿去找?增加税收。这样一来,城市白领不高兴了。我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政府凭什么又多抽去一大块?维护个人的劳动所得,是正义的吗?答案同样是肯定的。面对两种正义,你怎么办用简单的、激情的、义愤的方式能解决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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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长江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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