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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筑信仰与拥抱宪政


□ 王春成

  英美法理学强调理性的法则(the rules of reason),却大大忽略了规则的理由(the reason of rules)。我们参与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博弈,只有根据其规则才能做出经验描述。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参与博弈的人,并不理解或评价这些规则,例如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实行的,它们又是如何被改变的,特别是如何对它们做出规范性的评价。
   ——詹姆斯·布坎南
  通常来讲,宪政作为一种法秩序,充斥着对人性本善的质疑和对人性本恶的警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同信仰不甚相容的,因为信仰从根本上推拒质疑。但是宪政不仅外化为制度约束,其内在的根本更深植于公民社会对规范的正当化机制的普遍认同中。我们可以有相对完备的理论来论证民主制度产生于利益博弈,把法秩序的合法性寄托于抽象的人的理性,尽管这种看法经过社会契约论的精彩论证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但是却永远无法解释,处处充斥着理性人利益博弈的此岸世界,为何难以在任何地方都演进出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礼俗社会的中国就是一例。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习俗方面都是具备其特有的精神气质的,充分重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性格,以及在此背景之下形成的信仰体系在制度选择和变迁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陷入了绝对的制度设计论的窠臼。在社会的人文架构和道德底线被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解构,信仰不断地被知识推却和异化的今天,反思法与义,深刻思辨族群心理世界中可以凝聚宪政精神的信仰体系,特别是重新建构对规则的普遍信仰与认同,将是一个民族实现其民主理想和宪政追求的根本。唯其如此,才可以让人们崇尚理性但不唯理性,同时又拥有追求普遍正义的情感与精神指向,在信仰体系之上架构起宪政的制度体系并保证其良好运行。
  
  宪政——在法与义之间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法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即正当性和正统性),古典自然法曾将其寄托于“君权神授”。后经社会契约论的传承,宪政的正当性内核逐渐从神本位过渡到抽象的人的理性,再经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最终从法秩序之外的神性指向完全下降到“人的尊严”。近代宪政无不将“承认自身拥有其固有的尊严,并因此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作为最上位价值。宪政史的事实表明,无论如何变迁,这里仍然有一个超验维度,那就是人因何认定尊严与实现生命潜能为价值,何谓宪政语境中的“尊严”,又何谓“实现”自我?这便引申出信仰。从社会的构成与运行来讲,我们在物质基础层面所进行的一切利益博弈都将遵循一定的博弈规则,这个规则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即为政治,政治的运作及相关主体战略空间的形成都依循于社会构成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就是宪法。在宪法以及以其为核心构建的法政体系——宪政之上的,即为公民社会的普遍信仰和道德追求。
  人们对于一种信仰的普遍认同及皈依,缘于这种信仰与其内心世界中的终极关怀能够契合。按照汪丁丁教授的归纳,信仰——当然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包含双重含义:首先是完全不诉诸于逻辑和理性而仅凭情感的托付而产生的“虔信”,信仰赋予人们超越此岸世界的力量,所谓“使命感”,所谓“道德力量”。其次是通过理性或经验论证所获得的“确信”(汪丁丁:《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载《读书》二○○○年二、三期)。即便知识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知识无法诠释世界的全部,更无法为人们提供“意义”,因此人们拥有信仰,拥有审美。脱离了信仰支撑的形式民主就如同失去了终极关怀的科学主义一样,难免失之偏颇。面对良知的信仰和面对规则的理性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任何法制体系都来源于人们内心幽暗意识中对于人性恶的警觉,对善的信仰,从而将这种感情冲突付诸过程理性和实证科学来进行规则的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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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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