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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筑信仰与拥抱宪政


□ 王春成

  英美法理学强调理性的法则(the rules of reason),却大大忽略了规则的理由(the reason of rules)。我们参与的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博弈,只有根据其规则才能做出经验描述。但是我们中间大部分参与博弈的人,并不理解或评价这些规则,例如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它们是如何实行的,它们又是如何被改变的,特别是如何对它们做出规范性的评价。
   ——詹姆斯·布坎南
  通常来讲,宪政作为一种法秩序,充斥着对人性本善的质疑和对人性本恶的警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同信仰不甚相容的,因为信仰从根本上推拒质疑。但是宪政不仅外化为制度约束,其内在的根本更深植于公民社会对规范的正当化机制的普遍认同中。我们可以有相对完备的理论来论证民主制度产生于利益博弈,把法秩序的合法性寄托于抽象的人的理性,尽管这种看法经过社会契约论的精彩论证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但是却永远无法解释,处处充斥着理性人利益博弈的此岸世界,为何难以在任何地方都演进出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礼俗社会的中国就是一例。任何一个民族在文化习俗方面都是具备其特有的精神气质的,充分重视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民族性格,以及在此背景之下形成的信仰体系在制度选择和变迁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陷入了绝对的制度设计论的窠臼。在社会的人文架构和道德底线被科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解构,信仰不断地被知识推却和异化的今天,反思法与义,深刻思辨族群心理世界中可以凝聚宪政精神的信仰体系,特别是重新建构对规则的普遍信仰与认同,将是一个民族实现其民主理想和宪政追求的根本。唯其如此,才可以让人们崇尚理性但不唯理性,同时又拥有追求普遍正义的情感与精神指向,在信仰体系之上架构起宪政的制度体系并保证其良好运行。
  
  宪政——在法与义之间
  宪政的核心价值是法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即正当性和正统性),古典自然法曾将其寄托于“君权神授”。后经社会契约论的传承,宪政的正当性内核逐渐从神本位过渡到抽象的人的理性,再经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改造,最终从法秩序之外的神性指向完全下降到“人的尊严”。近代宪政无不将“承认自身拥有其固有的尊严,并因此有权获得实现其生命潜能的机会”作为最上位价值。宪政史的事实表明,无论如何变迁,这里仍然有一个超验维度,那就是人因何认定尊严与实现生命潜能为价值,何谓宪政语境中的“尊严”,又何谓“实现”自我?这便引申出信仰。从社会的构成与运行来讲,我们在物质基础层面所进行的一切利益博弈都将遵循一定的博弈规则,这个规则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即为政治,政治的运作及相关主体战略空间的形成都依循于社会构成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就是宪法。在宪法以及以其为核心构建的法政体系——宪政之上的,即为公民社会的普遍信仰和道德追求。
  人们对于一种信仰的普遍认同及皈依,缘于这种信仰与其内心世界中的终极关怀能够契合。按照汪丁丁教授的归纳,信仰——当然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信仰——包含双重含义:首先是完全不诉诸于逻辑和理性而仅凭情感的托付而产生的“虔信”,信仰赋予人们超越此岸世界的力量,所谓“使命感”,所谓“道德力量”。其次是通过理性或经验论证所获得的“确信”(汪丁丁:《知识,为信仰留余地》,载《读书》二○○○年二、三期)。即便知识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但知识无法诠释世界的全部,更无法为人们提供“意义”,因此人们拥有信仰,拥有审美。脱离了信仰支撑的形式民主就如同失去了终极关怀的科学主义一样,难免失之偏颇。面对良知的信仰和面对规则的理性是同样重要的,因为任何法制体系都来源于人们内心幽暗意识中对于人性恶的警觉,对善的信仰,从而将这种感情冲突付诸过程理性和实证科学来进行规则的建构。
  
  信仰重筑与拥抱宪政
  如上所述,实际上任何人心中所确信的信仰都有“虔信”和“确信”两重内涵,实际上这是应然和实然两个维度。信仰有理性的成分,但不内生于理性。康德在二百多年前就曾说过:“要推拒知识,以便为信仰留余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信仰的“虔信”一维是属于超验的,从未诉诸于逻辑和理性。或者说“虔信”和“美”实际上是一回事,人们从未对美进行过纯粹理性的审慎推理,但一切有关美的概念在“昨天”就已经存在于情感之中。经验理性也并非完全与信仰脱离,因为从信仰的“确信”这一维来讲,对于信仰所指向的价值的真确性,人们会自觉地建立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确信体系,这就是“在知识的极限处获得信仰”(汪丁丁:《知识与信仰》,收录于《记住未来》,二○○一)。但这里需要明确,信仰的“确信”可以通过理性和经验来进行,但是“确信”不等于检验,而是指一种强化。理性无法检验信仰,相反理性需要决断和直觉的引导,深受信仰的影响。在实然维度上,对信仰的确信过程是在虔信的指引下进行的间接或直接实践,它依赖于人的理性但却以超验意识为规范性的理路起点。在应然维度上,信仰可以是个人的信仰,但如果它在人类社会中取得了一定范围的共识,成为维持人际秩序的价值观共识,或不同价值观的共同部分进行整合并强化,就形成康德所言的实践理性,即道德。——这多少已经具备了康德“道德先验论”和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两分法”的味道。由此可知,信仰是道德的基础,信仰缺失必然造成道德溃散,进而行动的价值指向将完全缺失或被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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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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