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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文坛


□ 邵志鸿

写下这个标题时,突然想到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这里,我绝不是在和谁战斗,也没有力量跟谁战斗。既然不是战斗,辱骂辱骂还是可以的吧。今日之文坛,其实,也不是我骂上一句狗日的就能解决问题的,就像当年刘恒写《狗日的粮食》也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一样。我骂上一句,只能图个嘴上快活,解解心中不平之气而已。
来南大之前,我在一家兵工厂做宣传工作。兵工厂不大,又坐落在大山里,或许跟外界接触得不是太多,业余爱好写作的我,一直以为文学是纯洁的,纯洁得就像刚生下来的婴儿,也觉得文坛是一块净土,就像未曾污染过的西子湖。进南大两年来,随着眼界开阔那么一点点,接触的人事多那么一点点,才知道自己以前对文坛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和愚蠢,也才渐渐看出文坛上的一些猫腻和无耻。从写作,到作品发表或者出版,再到作品批评,让我大开眼界的同时,不禁捏了一把汗:原来,文坛是这么回事儿,热闹是热闹,却显得无耻和可悲。
先说写作。我个人以为,写作是很个人化的事件,是必须独立完成的把情感和智慧渗透笔端或者敲进电脑的行为。可是,让我们来看看今日文坛之许多写作,且不说作品中有多少情感和智慧,就连文字本身有多少属于自己都成问题。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网上搜索一下,在“百度”输入“抄袭”或“剽窃”字样,再点击一下,肯定会让你看到许多难以相信的“网事”,也会让你明白,许多作家的作品是怎么写出来的。国人有句俗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但古人抄一些东西,抄的在理,也不过分,一些教授的论文论著适当地引用一些观念或句子也未尝不可。而今日文坛之抄袭或剽窃者,脸皮真的很厚,可谓真正掌握了“拿来主义”之精髓,只要有利可图,有名可赚,抄摘拼贴还只是小意思,甚至敢冒以后有可能被发现之危险,成段成段地抄,成篇成篇地“拿来”。我记得北大有一位教授,涉嫌抄袭的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而且因为此事被赶出了北大;我还记得某著名作家若干页码地照搬俄罗斯某位大师的文字,而且还发了出来;我还记得一个叫余什么杰的新锐批评家被人指责剽窃;最近,曾经创造发行量神话的郭敬明,那本发行近百万册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也被指责是抄袭而来的结果。郭敬明毕竟是小字辈,因此我不想说什么,抄袭也好,剽窃也罢,只不过是商业时代的一个小小事件,过去也就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而教授作家批评家们,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会如此这般,你们缺钱么,还是嫌名声不够响?有时候,我想着这些教授作家批评家的行为,真为他们感到脸红,我也想不出他们的目的到底何在?要钱不缺,要名也有,干吗要做出这等肮脏龌龊卑鄙无耻的事儿?是心灵枯竭情感缺失还是智慧被阉割抽空?怎么连最起码的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也不遵守?还有一点良知和责任感吗?提起抄袭和剽窃,突然又想起一位诗人的事,这位诗人的名字我不想说出来,反正在诗人的圈子内,大家都说他是大师级人物,说他的诗有大师风格和诗质,而据另一位和他住在一起的诗人说,这位所谓大师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原来这位诗人写诗,总是在西方的什么现代或后现代的诗人集子里,掏出一些诗句,排列在一起,这样看起来真的像大师级作品。我当时听了觉得真好笑,我真的怀疑这位诗人是不是有意在耍弄一些诗歌编辑,说不定每一首或者一组诗发出来后,他在心里偷着乐呢,甚至会骂上诗歌编辑一句:他妈的,狗眼瞎了,老子变个花样就认不出来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像力使然,搞不准诗人把这种方法当作一种创作方法,并且誓将此法进行到底呢。
原创,是近年来频频出现的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现。我觉得作家也好,教授也好,评论家也罢,原创精神是必须的。但中国的文坛,原创是缺席的,一批名家,都是靠模仿起家的,他们的成名作无不打上模仿西方大师的烙印。但是他们的模仿跟抄袭剽窃无关,还不能画上等号,充其量算得上是一种借人家的瓶子来装自己酿的酒,这跟上述提到的那些抄袭和剽窃现象截然不同。我的意思是,文学首要提倡的应该是原创,原创是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品质,哪怕写得再差,那总是自己心血的结晶,总是自己的孩子,总比抄袭剽窃人家的作品要好得多,哪怕抄袭剽窃永远无人知晓无人揭穿。而眼前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真的让人担忧,文坛这样下去,也真的很危险!当然,抄袭剽窃的只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坚守着文学的底线,原创意识也在慢慢苏醒和建立,这无疑是好现象。
再看看出版和作品发表。西安曾有一位写作者,可能只能叫写手,名字我忘掉了,在作品老是发不出来的情形下,突发奇想,每篇文章写好后,不再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署上大名鼎鼎的贾平凹然后寄出。结果,奇迹出现了,每投必发,屡投屡发,于是乎,稿费单像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描写名信片一样:雪片一样飞来。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不是在看了“借鸡下蛋”四个字后突发奇想的,但他一定深深懂得借鸡下蛋的道理,他是在借贾平凹这只“鸡”生自己的蛋罢了,由此也可见名人效应,名人的影响力了。顺便说几句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出版前炒得怎么样怎么样,其印数也甚可观。而等作品出来后,再看看,其文字水平实在一般又一般,其中在情感方面灌水太多,既然作为自传的书出来,就应该真诚一点,老实一点,把过去的生活如实记录出来,不应该抹粉的地方就不要抹粉,而应该忏悔之处还得要忏悔。但余先生显然缺少卢梭精神,通篇翻过来,到处可见往脸上贴金的事儿。但他忘了一条真理:金子就是金子,不是金子就不是金子。然而出版社还是因为名人效应选中了他。这里声明一下,余先生许多文章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我只是不喜欢他一些作秀的做法。可以这么说,比余先生有价值的作品多得很,可出版社理也不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此之后,我又听到一个相反例子。河南的一位作家,对用自己的名字发东西不感兴趣,在写出新作品后,就署了笔名,寄到哥儿们的报刊杂志去,结果是要么石沉大海无音信,要么就是稿件退回。据这位作家称,这些文章都是近作,自己很看重的,而且比以前发过的作品都要好。我不怀疑作家说的是真话,我也相信大多数作家是越写越好的。后来,他打电话过去问,编辑朋友说,你怎么用笔名也不说一声,老实说,寄过来的东西根本就没时间看。也是,写作队伍越来越大,编辑每天经手的稿件要用筐盛用袋装,哪有时间看呀,他们只是看一些名人和熟悉人的稿子。以上两件事让我感觉好笑的同时,又感觉有些滑稽和荒诞,但并没让我吃惊,毕竟他们只是一般的报纸杂志而已。让我惊骇的是,省里召开文代会期间听到的一些事。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正好和二位南方的作家在一起喝酒吃饭,在餐桌上,不知是喝了两杯还是两位作家对文坛颇有感慨,其中一位说,现在,文学青年进京,做的是三件事,一是爬长城,二是逛故宫,三是去见搞评论的某某某。我一听觉得有点言过其实,就说,某某某这么了得,和长城故宫平起平坐了。作家说,就是了得,去北京不去拜见某某某,你的作品肯定上不了。还说,小兄弟,文坛黑着呢。酒话不能全信,我信一半好了,但这一半也让我对文学失去信心,准确地说是对发表作品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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